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9-27 14:37:00

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


  • 作者:[荷] 汉斯·舒茨

  •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8 年 8 月

  • 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20世纪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纪录电影之父”“先锋电影诗人”。伊文思的一生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电影史。他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西班牙内战、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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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政治之间,他用电影镜头记录了 20 世纪的历史

曾梦龙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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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伊文思的传记通过他的个人经历可以为阐释 20 世纪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与此同时,这不仅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生故事,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它也是一部承担社会责任的艺术家与纪录电影的历史。”

作者简介:

汉斯•舒茨(Hans Schoots):荷兰学者。长期致力于尤里斯•伊文思的研究,已发表多篇关于伊文思的文章。

译者简介:

孙红云: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于纪录片研究,曾发表三十余篇学术论文,已出版《真实的游戏:西方新纪录电影》(专著)、《伊文思与纪录电影》(合编)、《纪录片也要讲故事》(翻译)。

黎松知: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编审,博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电视艺术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书籍摘录:

第十一章  中国扑克(1938)【节选】

伊文思在弗诺和卡帕到达香港后不到一个星期,三人便飞往汉口。他们住在长江北岸的洛奇大酒店(Lodge Hotel),酒店门口就停泊着法国的炮舰。一些欧式建筑的领事馆、仓库、写字楼、银行,还有英国的和美国的商店、剧院、教堂和酒吧等都坐落于市中心。这座中国城市由中心向四周呈射线状分布延伸至江汉平原,冬天像西伯利亚一样寒冷,而夏天却如亚热带般炎热。

汉口是国民党政府的总部所在地,宋美龄邀请摄制组到位于江对岸蒋介石的总部喝茶。穿过两旁立着石狮子的彩绘门,一行人来到了举行招待会的别墅。伊文思这样描述与宋美龄的对话:“就像普通闲聊一样无趣。”但奥登和伊舍伍德在几个星期以后受到了宋美龄的亲自接见,他们详细描述了这位夫人:“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圆脸女人,衣着考究,非常活泼,有着非凡的魅力和风度……她可以任意转换角色:可以是一位拥有丰富文学艺术底蕴,受过良好教育的西式女性;抑或是一位和大家讨论飞机引擎和机枪的技术专家;还是医院的监察员;也是母亲联盟的主席;或者就是一位单纯、和蔼、坚韧的中国妻子。她时而让人畏惧,时而和蔼,时而公事公办,时而无情冷酷。传说她有时候会亲自签署死刑执行令。”

伊文思这几位电影摄制者被介绍给蒋介石,蒋听了他们的计划后没有做任何表态。宋美龄派蒋委员长的副官也是“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黄仁霖送伊文思回住处,他绝对不是个普通的人物。伊文思摄制组开始处在宋美龄派遣的特务的监控之下了。她还不时喜欢加强他们对她的深刻印象,她可能会问:“你们昨天晚上在哪儿哪儿过得愉快吗?”黄仁霖监督伊文思影片摄制的各个方面,他看到伊文思的预算后,发现剧组的人员每个星期只得到 50 美元的薪水,于是他拒不承认伊文思是专业的摄制人员。伊文思被迫向路易丝·赖纳和其他好莱坞的朋友求救,让他们发电报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电影工作者。摄制组不是还有《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吗?这本杂志在中国是很有名气的。伊文思又想错了,不应该争论这些,因为在说服当权者这是一部很严肃的电影的同时,伊文思也给了他们更多的口实去密切监视他和摄制组其他成员,国民党非常在意他们在国外的形象。黄仁霖告知伊文思在他外出闲逛的时候都会由西奥多·杜(Theodore Du)将军和另一位摄影师陪同。这位摄影师会用 16mm 的摄影机拍摄弗诺拍摄的所有内容以留待检查。这位摄影师是蒋介石的御用摄影师“查克”(Chuck)。


几年以后,伊文思回想起这段屈尊俯就的日子,说:“我完全不能理解。”但伊文思只是把自己看作审查制度的一个受害者,而审查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避免在西方电影业中把中国人描述为裹小脚、梳辫子的滑稽形象。“我曾跟蒋介石夫人解释过他们对我们此行来中国的目的完全误会了,他们认为我们要拍的影片是一种商业冒险,因此,我们不得不遵循此前在中国拍摄电影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循的程序。”令人奇怪的是,在伊文思看来,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遭受战时应该全面监控的军事审查,而却遭受到范围较窄的民事审查,这种审查主要是针对如何表现前线和后方关于人的各方面:普通群众,一张张面孔,普普通通的街道以及各种景象。通常有关中国的虚构片的确证明了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关注,但我每次看完成版的《四万万人民》的时候,都会为其中存在的缺失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毫无疑问,汉口的国民党政府是了解伊文思的政治倾向的。在美国的知情人士了解伊文思的一切,况且蒋介石的大使馆还为他的这次拍摄提供资助,这说明国民党真的是愿意与伊文思合作的。同时,他们想看到中国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姿态呈现在外国人面前,所以对伊文思实施了对来华拍电影的所有外国电影摄制者一样的限制。



蒋介石及其夫人强烈反对这位荷兰客人跨入他们的敌人——共产党的所辖范围去拍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肖像如阶级兄弟一样并排张贴在汉口街头,这样可能让伊文思低估了他所置身于其中的复杂情况。他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仅仅是基于《红星照耀中国》、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命运》以及一些谈话。伊文思在汉口坦率地表达了他想去毛泽东的八路军所在的延安革命根据地拍摄的想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在一次由蒋介石的新闻局长董显光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奥登和伊舍伍德听说伊文思摄制组要去拍摄一个“红小鬼”,是毛泽东军队的一个儿童战士。

伊文思与黄仁霖就摄制组工作条件的谈判一拖再拖,超过了四个星期。特别是弗诺,几次都要暴怒了,但是,伊文思意识到这种失礼的行为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在中国,你永远不能生气,这是不合礼节的,你会丢掉面子,你不敢生气。你必须保持冷静。中国人已经这样做了三千年。保持冷静!”卡帕也感觉越来越受挫,因为他被视为摄制组的成员而不是摄影师,所以他无法在武汉城以外的地方做任何报道。他和弗诺只好在一条肮脏大街上的玛丽酒吧、海军酒吧、最后的舞蹈等酒吧里用喝酒和沉湎女色来消磨时光。伊文思在经过与黄仁霖又一番无望的讨论之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这个特别的三人小组好不容易来到地球上这个遥远的角落,却只在肮脏的酒吧里消磨时间。伊文思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独行者;卡帕认为这个世界很荒谬、诡异;而弗诺的主要动机则是渴求探险。伊文思当时 39 岁,而卡帕和弗诺都不到 25 岁。

在八路军位于中街 89 号大石洋行(今汉口长春街 67 号),也就是汉口人所熟知的“八路街”的办公室里,伊文思与周恩来讨论了他的计划。周恩来是时任南京的共产党代表,也是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在汉口,伊文思还见到了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支持红军,组织过对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援,还主办了由共产国际出资的报纸。


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海报,来自:豆瓣


4 月 1 日,伊文思和他的同伴们终于可以乘火车奔赴前线了。现在这一行人有中国商务经理杰克·杨(Jack Young)、总审查员西奥多·杜、随行摄影师查克、曹任霖以及伊文思的助理。这位助理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每日都要向蒋介石的总部汇报工作,但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他还是保镖,他脚蹬一双黄色的鞋,手提箱里带把来复枪。其他的乘客包括合众社的欧文·爱泼斯坦(Irving Epstein),美国军事观察家也是教友派信徒的上尉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他们经过两天共 600 英里的旅程之后到达了目的地。

卡尔逊写道:“夜幕下,我们的行李由士兵们从车上卸下来,分开搬运,蜿蜒前进。我们看起来一定有点像好莱坞电影摄制组扛着三脚架、摄影机以及其他摄制器材奔赴拍摄地。”两小时后,他们到了台儿庄附近的一个农场。第三十五军的孙连仲将军在台儿庄建立了他的战地指挥部。台儿庄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是一座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城市,有一个重要的火车站。他们一行人受到了孙将军的热烈欢迎。孙将军是一位没有政治野心的军官,他教导他的部下要礼貌对待老百姓。“这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战斗,”卡尔逊这样描述,“日本方面在防守,而中国军队喜欢在晚上进行袭击。”农民在白天依旧下地干活,同时战斗双方远距离交火,时不时有弹片在田地里爆炸。晚上伊文思和弗诺给大家表演荷兰民歌,卡尔逊吹口琴,而卡帕则唱匈牙利草原民歌。

台儿庄三分之二的地区已经在中国军队的手里。 4 月 6 日晚上,经过一场激烈的巷战,日军被赶出了他们曾占领的部分地区。这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胜利。早上,伊文思一行和记者们冲进城里。卡尔逊写道:爬过沙袋路障,小心翼翼地穿过布满倒刺的铁丝路障,“我们进入了这座死城。日军没有时间掩埋他们阵亡同胞的尸体,尽管旁边就有一堆堆黑色的灰烬,表明在最后时刻他们还试图把一些尸体火化掉。一位年迈的中国农民四肢平伸瘫在街上,他毫无生气的手还抓着两只鹅的脚掌。再远处一点是一具女人的尸体,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在她破裂的腹部深处。这种可怕的场景令人无法用词汇来表达。”伊文思摄制组与卡尔逊、杰克·杨、查克和记者爱泼斯坦一起待在城里直到夜幕降临。在他们返回总部的途中,焚烧村庄的熊熊火焰从地平线上升起。

在台儿庄,罗伯特·卡帕考验了自己作为摄影师的能力,但在伊文思看来,卡帕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伊文思认为电影和静态摄影基本上毫无联系,而卡帕的失败恰好证明了这一观点。摄影师更多的是考虑静照而不是运动的画面,而且没有电影摄制所需要的长时间摄制的耐心。卡帕在伊文思的摄制组里并不是很开心:“总的来说,我是这次远征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给我造成很多困难……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这部电影是他们的事情(他们让我有这种感觉),而拍摄静照完全处于次要地位……台儿庄的照片并不差,但如果你肩扛一个巨大的电影摄影机,周围还有四位审查员,同时还要帮助这部影片的拍摄者,这种情况下想拍好照片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很希望能马上返回巴黎。


纪录片《愚公移山》,来自:豆瓣


那天晚上,孙将军设晚宴庆祝胜利。西奥多·杜演唱了他特意为此创作的歌曲,大家也都跟着一起唱。伊文思结识了卡尔逊,卡尔逊后来成了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的司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传奇的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卡尔逊就是采用了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抵抗日军赢得了胜利。

杜审查员不断地干扰影片的拍摄。 4 月 11 日,伊文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三点,当我们还在熟睡时,一阵吵闹嘈杂声,一个人走进来喊了几句中国话。当然,我们被喊起来了。我们只知道,他是从九十一军来的,这支军队要经过总部去支援前线,他想带我们去那里。但是杜先生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胶卷。其实我们手上有几千英尺的胶卷,而且杜先生是知道的。但是他痛恨前线。我每分钟都告诉他一百次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前线了。我讨厌他。”

杜前几次也表明了对战争的恐惧,但他的阻拦并不是几乎没有拍摄到战争场景的唯一原因。伊文思还指责了由于战区长官过于考虑他的人身安全而不允许他到前线去。此外,杜和司令员都不能为了剧组拍摄而改变这场战争的原貌。正如卡尔逊观察到的,这场战争一直保持“一种松散的打法”,仗大多是在天黑之后才打响。摄制组在台儿庄附近又逗留了一个星期。当伊文思每天晚上与孙将军打牌时,他总是在问自己:“我是来这里打扑克的吗?”他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些中国人在假意敷衍他。 4 月 14 日,摄制组接到命令返回汉口。日军很快夺回台儿庄继续南下。

在汉口,周恩来帮助伊文思为摄制组要去延安八路军革命根据地的行程做准备,计划当他们途经西安时会有一辆卡车带伊文思去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他需要想方设法摆脱西奥多·杜。当局同意了伊文思的计划,但派了一位有魅力的邓老师替代杜的工作,这个人也没少给伊文思制造麻烦。伊文思终于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同意可以北上西安,他与弗诺、卡帕及其他人一起登上了先到达郑州然后继续向西北进发的火车。


题图为纪录片《风的故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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