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土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4-04 15:12:00

作者: 熊培云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副标题: 两个世界的挫折
出版年: 2016-3-1
页数: 640


内容简介 ······
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注定这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更是一本中国之书。

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

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固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此外还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更是我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

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它给了人类免费的死亡,人类却没有耐心等待这份施舍,所以不仅发明了断头台并给刽子手发工资,还制造战争把无数血肉之躯送上战场。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它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亡,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至于除恶的事情交给大自然就好了。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意义的激情驱使,最终又被意义吞没。

人类尚未形成。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

 

 

作者简介 ······
熊培云,评论家,时代观察者。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任《南风窗》杂志主笔,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书评:《西风东土》:一次深度寻访中日关系的访学之旅

用两天时间读完熊培云六百页的新作《西风东土》,感触很深。觉得自己学识背景不足,不敢评论,只是写一点自己的感想吧。


读过一些些旅日的文章,多是讲日本文化风土的散文类别,日本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哪些人情礼节,哪些新鲜资讯,都是偏短小的文字。但是我总觉得这不是真实的旅行,而仅仅是“一瞥”而已。真正看到的能有多少?熊培云是一个很认真的探究者,他愿意带着问题大量阅读、谈话、观察和思考。这本书就是他在2014年访日四个月的日记结集,虽然是日记,却记录下他每一天所经验过的那些人与事,所阅读过的书,参加的会议和游览的景点,以及自己的种种想法。在日本每一天都很忙,晚上还要整理资料,为了不遗失更多信息,熊培云会随身带着照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即时记录下谈话的内容,其间透露出的种种,让我很想记录下来。
在自序中,熊培云说他来到日本是为了探访石桥湛山,这个人是日本战后首任首相,提出“小日本主义”认为日本要发展经济为主,在世界中以一个富足的而非军国主义的“大日本”示人。在熊培云的询问中,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个人,更不用说理解他的思想。


石桥湛山是著名评论家,曾主持《东洋经济新报》,战前以“小日本主义”反对对外扩张的“大日本主义”,并在战后出任日本第55任首相。他把自由主义和中庸之道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在日本对外扩张时,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满洲,努力开发本土资源和国民脑力。当日本卷入太平洋战争时,他希望日本赶紧战败。当美国占领日本时,他希望日本不当美国的附庸。
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认为大屠杀30万数字是情感记录,不一定和事实吻合,但是这个数字表达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对日本政府的政治性对抗,还显示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恼怒。
熊培云还记录了对日本一些政治现象的观察,比如新宿自焚案背后的媒体沉默,守卫宪法和平第九条,右翼人士的声音。他访问了出版右翼书籍的出版社,和华裔右翼人士石平、黄文雄交谈,听听他们为什么选择“骂中国”。石平曾在北大哲学系读书,后在1988年来到日本,和学运的89有些相近,为此他看中国的目光也和流亡美国的学运人士一样,致力于批评,至于怎么批评,那就看市场有多接受了。他很“感谢”中国的一点是,中国的乱象让他能做起这门生意。他娶了日本老婆,生了日本孩子,加入了日本籍,他在右翼的《产经新闻》上写专栏,还不停地出书。在日本出书很容易,哪怕就是几个小时的对谈都能整理成几万字的小书,所以著作上百并不夸张。熊培云认为,石平也是在这个新价值体系里选择自己的位置而已,说通俗点,也就是“投机”吧。石平的右翼很极端,他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认为正确的恐怕只有南京这个地名和日军进程的日期,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必须重视日美同盟,联合盟国对抗中国。石平说“中国政府有一点做得还可以,没有因为我在日本的批评中国而找我老家的麻烦。虽然我批评中国政府,但是对于中国人,还是会说好话的,比如艾未未”。


熊培云对于日本的了解,除了政治观察,更多在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层面。他认为中国是“强国家,强社会,弱个人”,日本是“弱国家,强社会,弱个人”,在社会集体的制约下,国家必须遵守规则,个人也要遵守规则。中国是“人治社会”,日本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他人的治理,这样每个人都很有教养,但是它们也会让人压抑。这种社会形态好吗,还是不够好?日本老人为了不麻烦别人宁可烧炭自杀,不麻烦子女宁可住到养老院去,中国人的核心则是家庭,依托于家庭成员间的互帮互助。这一方面让日本社会成为“无缘社会”,出现大量的“无缘死”,也会让每个人保持自己的距离感。会有殡葬公司负责将他们的骨灰交给寺庙,并且处理身后的财产。有些人甚至连葬礼都不举办,直接从医院送到火葬场,然后清清洁洁地死去。中国人有互帮互助的传统,但也会让人际之间的距离不清,权利义务不分明,有时甚至会产生“爱的绑架”。比如现在网络上最广泛的“逼婚”话题,以及亲戚间为了某些现实财产的分割而撕逼。这点在日本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不是财产均分,而是长子继承,所以兄弟姐妹的感情也很淡。半年见一次都算频繁的,平常大家各自有家庭,也有自己的事情,老人也不愿意麻烦子女,那还有什么理由聚在一起呢?


熊培云在日本见了很多精彩的人,比如在新宿扎根的中国人李小牧,他要当选新宿区的知事,因为有新宿歌舞伎町的票仓。他在日本干的就是拉皮条生意,负责介绍中国人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他坦言,在日本这些年,坑自己的都是中国人,日本黑社会也会收保护费,但十分规范,都是在咖啡厅谈生意。熊培云评论道,如果当初李小牧不是来到东京,而是来到东莞,那么他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很感慨的是书里透露出日本生活的一些细节,比如装修、育儿、社会信任感、人际关系等等。熊培云在涩谷见到的一个人,九家人合盖了一幢700平米的小楼,他占了两层90平米,设计建造装修花了336万元,就相当于在北京国贸买了一间90平米的房子还带装修,算一算性价比多高。这九户人家共同管理,每户家庭轮流当“物业公司”负责组织物业方面的各种事情,是一个自治集团。25年房贷利息只有1.44%,这还因为他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收入,如果有固定收入,房贷只有0.4%。熊培云告诉他,中国的300万不但在北京国贸买不来这么大的房子,而且房贷是惊人的6%。我查了一下,北京国贸的房子均价是6万一平米,90平米的小户型不带装修要500多万。即使是“简单装修”,合同也有300页纸,内容具体到每一个螺丝钉的型号,而且有图片。当中介解释为什么花的钱比预算少时,还附有解释“材料降价了”的剪报。
在日本生孩子政府给42万日元,如果在私立医院要花一百万日元,但是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日本老人没有帮着带孙子的习惯,所以保育园的产业很发达。保育园收费不是自己规定的,而是按照父母的税收制定,交的费给区役所,对所有孩子的福利一视同仁。


在冲绳时熊培云遇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说本来很想回国,但渐渐不想回去了,觉得冲绳会越来越好,而且看到路上纷纷给救护车让道时,他等在让道的车流里,感到一种救死扶伤的崇高,觉得人真的可以活得很有尊严。


新浪财经的记者蔡成平引荐一位朋友,原先在京都大学读书,后来在上海做中日贸易,因为他觉得“日本太过成熟,没什么机会,一个外国人在公司能做到科长就不错了”。
日本虽然是格差社会,但整体来说收入比较平等,保姆的收入可以和教授差不多,大家都讲诚心,保持熟人社会的特征,和道德自律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可以在社交网络上有很多人,但日本年轻人只会将关系维持在几个熟人之间。中国是大而粗,日本是小而精,中国文化包容厚重,日本不创造,但可以将加工做到极致。


旅日的中国人可越告诉熊培云,311大地震时她刚生孩子,地震发生后,护士说“不会有事的,我们会照顾好”,没有一个护士迟到,医院的一楼变成了避难厅,每个人可以免费领个饭团,看到这样淡定有秩序的场面真的非常感动,中国当时离日本很远,却发生了抢盐的事情。
虽然麻原彰晃制造了毒气案,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取缔奥姆真理教,他的三女儿成了教主,向受害者公开道歉,更名为“阿雷夫”,宣布废除暴力教义,每三个月要向警方提供一份活动报告。对此熊培云评价“同样是面对千夫所指的罪恶,不因之伤害程序正义,不因之毁灭自己的价值观。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在于政府与国民能否共同维护而非消灭那些作为立国之本的价值观”。


日本国会在1999年审议通过“国旗国歌法案”,要求全国小学生必须唱国歌,挂国旗。反对者认为这是政府的国家主义洗脑,现在国家主义的东西在日本已经很遥远了,很多年轻人都说不出国庆节是哪一天。


野岛刚近年在中国出了几本书,其实他是《朝日新闻》跑议会的记者,这种记者要从早到晚守在议员门口,每个人盯一个,要问出当天的新闻。很多稿子都是不署名的,也很累,但可以获得近距离接近议员的机会。日本有大量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反对派,包括各阶层的人,他们会代表民意发声。日本游行警察并不提前封路,而是留出路的一部分供示威者使用。


有个学者,就是发出日本311地震时发出第一条微博的叶千荣说,在日本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觉得很有安全感。地震后日本人秩序井然地走在街上,沉默,带着某种仪式的味道。
日本是一味药,中国对日本是表面上反对,内心不得不赞叹,日本人对中国人则相反。如果把这味药用好,就可以吸取日本的先进方面;否则就会将日本右翼国家主义的戾气迁移过来。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中友好协会多是老人,战后很久出生的年轻人很多都向往右翼,狠中憎韩,这和中国也有相同的地方。


中日已经进入某种和解疲劳,中国觉得日本没有解决历史问题,军国主义会卷土重来,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会带来大国威胁。变化的不少历史,而是现实,历史问题的背后是现实的纠葛。政客鼓吹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为了获取更多权力。报纸和出版社印刷右翼言论,是为了市场的需求,熊培云在亲身经历中告诉我们,不能一味相信新闻的传播,日本媒体同样如此,他们传播什么,民众就相信什么,而且会将他们的相信当成中国的全貌。
熊培云在日本遇到不少中国学者,没有透露名字,他们的言论也比较极端,比如说政府给几百万就愿意写歌德文章,比如一味说日本天皇多伟大,比如说来日本就只想和日本人交流。
《永远的零》是日本一部比较右翼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反响很大,神风特攻队的队员也意识到自己是白白送死,喊的不是“天皇万岁”而是自己母亲的名字。明白集体主义国家注定失败,一些人被选为队员后吓昏了,一些人甚至自杀。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里提到一名特攻队员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厕所里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每读一页就撕碎吞下,明白“自己将为毫无意义的目的而死”。


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的“百人斩”故事很多人知道,但鲜少人知道他们在遗书中说“中国万岁”。一个说“我们不会因在行死刑的雨花台凋零而憎恨贵国,我们的死能成为中国与日本的楔子,两国合作的开始,东亚和平的祭品,进而世界和平,为这些的到来感到喜悦。这样,我们像狗一样的死,也不会白费”,一个说“如果以我之死,可以消除中国抗战八年之痛苦经历的仇恨,可以成为日华亲善、东洋和平之姻缘,把我像弃石一样丢弃,我也感到荣幸”。
日本现在流行的是“司马辽太郎史观”,司马辽太郎很善于塑造一个蒸蒸日上的大日本形象。中国人纪念甲午战争,应该反思战争,而不是“我们终于强大了,力量转换了,形成世界新秩序了”,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而不是“如果再打一仗,我们一定会赢”。日本现在没有什么军国主义土壤,年轻人都不想打仗。中国人现在富了,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过去几十年的小国主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走的是大国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和经济发展的复兴是小国主义的成功。姜克实继续说,日本研究资料公开,什么都很方便。平型关大捷,日本的资料说日军死亡不过200人,中国方面称是4000人。台儿庄战役,两地的日军伤亡也不过是5600人至5800人。


1980年,日本对中国亲近的人数是78.6%,到了2013年,亲近感降到18.1%。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的走向可以缩略为两个大学的争执,东京帝国大学培养国家主义者,北海道大学培养自由主义者,在战后日本还是回到了自由主义一系。如果没有这一脉络做铺垫,日本的和平宪法就会变成美国强加的一只而不会在日本生根发芽。


读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熊培云告诉我们,日本的右翼之下有他们自己的声音,日本侵华历史有更复杂的面向,日本也有过推行“小日本主义”的政客。日本不是一个模糊的表面,不是“抗日神剧”里妖魔化脸谱化的玩具,而是真正有其产生的土壤,与多元的表现,日本的珍贵就在于让每个人都发出声音,高度诚信的社会和健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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