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贫穷,这是经济学问题,更是社会学问题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9-17 16:32:09

最近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新词儿,叫“消费降级”。今年以来,榨菜、方便面、二锅头等商品销量上升、拼多多等以省钱为最大宗旨的App迅速流行,让不少人感慨我们的消费水平降级了。虽然这一说法有偏颇之处,但它的流行确实反应着我们的“消费焦虑”。

与“消费降级”同时流行起来的另一个说法,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它道出了很多人的无奈: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方式的不同,已经形成越来越深的阻隔。长期限于贫穷,固有的阶层地位甚至让人失去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

说到贫穷,需要借用“绝对贫穷”与“相对贫穷”这一对概念。消灭绝对贫穷虽然任重而道远,但与之相比全球正面临另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相对贫穷。当人类的简单劳动开始被人工智能取代,当财富在人群中的差距越来越大无法弥缝,相对贫穷的困惑正在向普通人袭来,引起我们对贫穷更深刻的体认和恐惧。

本文作者在一线的扶贫工作中,观察到乡村的贫困人口,实际与城市中产同样面对“绝对贫穷”与“相对贫穷”的撕裂,而人们面对贫穷,不断在反抗与顺从之间徘徊。或许,这正是贫穷的可怕之处,它拉扯着我们的日常精力,让人失去从容与洒脱。如果说,我们距离超越“相对贫穷”还有漫长艰难的道路,那至少,我们应当学会体谅这种徘徊,而非脱口而出“穷人就是懒”、“穷人就是没本事”这样粗暴鄙薄的言论——毕竟,除了金字塔顶端的极端富裕人口,谁不是处于“相对贫穷”的焦虑之中呢。

撰文 | 苏敦复

消灭贫穷

这是经济学问题,更是社会学问题

现在的人们常常会自我调侃,“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能笑着说自己贫穷的人,大多其实是不愁吃穿的普通人,这句调侃,是突然了解到财富金字塔顶端一隅时的心理感受。“贫穷”,可以简单理解为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也可延伸理解为生活中各个维度的不足。但物质本身的极度匮乏只是形成贫穷感受的一个条件,更多的时候,相对贫穷,才是真正困扰人的问题。

在遥远的莽荒时代,人类还在与自然做抗争,生存所需无法保障,但当时的人不蓄私产,只关心生存与种族延续,并不存在对贫穷的认知。直至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兴起,财产私有化并开始遗赠传承,在人与人之间出现多寡之别,兼之社会组织形式更加复杂,社会地位的分别凸显——贫穷,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贫穷自产生之日起,似乎就是要被消除的,它使个人或家庭不能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是不利于人的。与贫困的概念相对,非贫穷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维持正常的物质精神需要。我们现行的扶贫政策下,核心关注“不愁吃、不愁穿,住房安全有保障、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以此为标准消除贫困现象,应该说,是基于经济学的数据判断。这一判断告诉我们,贫穷与非贫穷是可以量化和超越的。

延伸阅读

《贫穷的终结》

作者: (美)杰弗里·萨克斯

译者: 邹光

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

本书认为,贫穷并非与生而来,私人市场力量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补充,加上更为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完全有能力在2025年消灭极端贫困。而极端贫困之外,相对贫困正成为一个日益撕扯公众的话题。

但我们面对的是“可以”超越但又“无法”超越的贫穷。放眼全球,世界上还有大约10亿人口日收入少于0.99美元,无法保证温饱,而世界粮食产量的绝对值,早在十几年前就足以让全世界的人吃饱。发展经济学对贫穷的定义是缺乏生活机会,或许脱离贫穷在平均数据上早就可以做到,但贫穷的人却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与此同时,贫穷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种存在形式——相对贫穷。如果说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在解决绝对贫穷的问题,随之而来的,社会运作机制和生产资料运作方式的变化,使得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即相对贫穷愈演愈烈。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对贫穷最深刻的体认,不来自莽荒时代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来自“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强烈对比。

反抗贫穷

为何摆脱贫穷如此艰难?

反抗贫穷,应算得上人的本能,尤其是反抗绝对贫穷。追求基本生存条件之上的更好生活,是现代社会的的发展规律。但我们看到,太多的贫困者似乎在努力对抗贫穷,却没有收获明显的成效。

在我参与扶贫工作的一个贫困村里,有家庭年收入不足2万,为了享受6万元建房贷款,举债20余万元修建新房;有家庭一周不舍得吃一次肉,却花费7、8万元为过世的老人治丧;有家庭为了享受每年3000元的职校补贴,让孩子放弃普通高等院校的就读机会。他们中,不乏勤恳劳作的人,也渴望战胜贫穷,却无法理解、也不肯相信我们作为旁观者关于对抗贫困劝告。

延伸阅读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斯特•迪弗洛

译者:景芳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3年4月

近年来关于贫穷研究,可能最为读者耳熟能详的一本著作。为什么会贫穷,贫穷导致哪些特定问题,是什么让穷人陷入无法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这是《贫穷的本质》试图回答的问题,两位作者认为当今扶贫援助收效有限的一大原因,是人们对贫穷的理解远不够深刻。

麻省理工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 Abhijit V. Banerjee )和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 )在《贫穷的本质》这一著作的开篇,就对贫穷者是否能够自己脱离贫穷展开了讨论,即是否存在“贫困陷阱”的问题。从个案来说,肯定有依靠个人力量脱离贫困的例子,但从贫穷人口的普遍发展来看,当贫穷的本质已经掌控了他们的思想,想要对抗,确实需要外力给予一根拐杖,甚至一件武器。当前我们强调扶贫工作中的“智志双扶”,强调发展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正是从对抗贫穷本质——思想和习惯——着手的扶贫思路。

虽然困难,但我们或许真的有能力反抗绝对贫穷,那么,相对贫穷又如何呢?不难看到,随着人类文明地进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反抗绝对贫穷的同时,社会在造就并加大相对贫穷的问题,普通人担忧的阶层固化,似乎也越来越明显。

延伸阅读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作者: 黄灯

版本: 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 2017年3月

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横跨湖南、湖北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为我们思考乡村问题、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在很多贫困县的深度贫困村中,摇摇欲坠的土坯房边,一样有亭台楼阁俱全的别墅,精打细算依旧年年入不敷出的邻居,可能是一年收入几百万的老板。这些村中富人,不再依赖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作为收入来源,而选择从事工程建设或规模化经营,并通过垄断、资本运作和科学管理,获得了更强的应对天灾和市场变化的能力,最终进一步拉开与村内普通农户的差距。

农村如此,城市也一样,反抗贫穷让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生存之上,但获得理想生活的愿望却越来越难以实现。几个月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消费降级”、一线城市租金大涨,让“生活”二字的分量,逐渐变得沉重起来。当经济评论要求我们不要“跨圈层”审视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不正说明我们已经掉落在“圈层”之外了吗?相对贫穷的困扰,既存在于经济落后的乡村,更凸显于我们引以为傲的城市,我们战胜了绝对贫穷,却无可避免落入相对贫穷的漩涡。

科技越发展,生产力水平越高,资本运作模式越成熟,掌握这些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能够形成的集聚效应就越强大,相对贫穷的问题也只会越来越严重。尤其在生物科学不断寻求突破之下,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似乎已经看见了永生的曙光,待基因技术实现突破时,普通人的需要盘算的问题,或将从生活,再次沦为“生存”。

从这个角度看,反抗贫穷,像是一个悖论。

顺从贫穷

“佛系青年”与“张大爹”,面临同样的徘徊

虽然反抗贫穷是艰难的,在已经形成的相对贫穷中追求新的公平机会更加渺茫。从世界范围内看,对极度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有能力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会提供援助。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人和国家都在争取和配合他者的帮助与贫困抗争——顺从贫穷,出人意料地,也是一种常见的选择。

脱离贫穷并非易事,其不易不仅仅来源于相对贫穷的难以逾越,也来源于贫穷自我循环、或者说恶性循环的性质。“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提出的,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论述了贫困现象的闭合逻辑。供给方面,贫穷易形成“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需求方面,同样存在“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这种供给和需求,会让贫穷者逐渐习惯,也逐渐决定了贫穷者的心智,在不威胁生存的情况下,自我放逐,按部就班地贫穷下去。

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美国经济学家,1907年生于爱沙尼亚,20世纪30年代移居加拿大。二战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直至去世。纳克斯重新强调外部经济的重要性,认为低收入经济要取得宽广层面上的进步,需伴随相互支持并能增加成功机会的产业扩张,但巨大的困难在于贫困限制了资本的形成。他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是在贫困研究中的著名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在过往的农村工作中,我接触到不少自我放逐的贫困者,对其中一位张大爹印象深刻。他五十出头,一人独居,身体尚可,但没有文化,既不愿意出卖劳力务工,也不想种植有政策扶持的经济作物。秋日的午后,他便只靠在自己的连一张像样床铺都没有的屋子前,晒着太阳,守着场院前的1亩蚕豆田。夜雨后的清晨,他能上山寻得很多新鲜鸡枞,却不愿坐车到县城高价卖出,只在村头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同村的农户,以便在午饭前就能回家小酌一杯。

相较于对扶贫政策斤斤计较,对非全覆盖补贴分厘必争的人来说,张大爹的懒散甚至显得“可爱”。虽然对他的自我放逐恨其不争,但细细想来,这样的生活模式形成由来已久,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情愿,他已习惯了贫穷的生活模式,在五十岁的时候,要求他成为一个热爱工作不断奋进的人,似乎太强人所难。

再观城市中,“佛系青年”概念在年轻人中大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光聚焦于向内的自我,放弃与城市灯红酒绿的碰撞,这一面“低欲望”的旗帜背后,有着大家曾经的野心与反抗,更有着不可得的隐忍和无奈的顺从。看似生活光鲜亮丽的城市中产们,每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边掰着手指还房贷车贷,一边忙活着将孩子送进培训班,不时期待着下一代的前程和退休后的小日子,何尝不是另一个层面的放逐和顺从呢?

延伸阅读

《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作者: 谭同学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2月

本书扎根田野,提出当下乡村转型中诸多“要命”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当代农民同时兼具两副完全相反的面孔:为利而“拼命”,但也常被虚无捕获。如同本文所提及的观察,“安贫乐道”还是奋斗进取,我们常常在两者之间徘徊。

我们或许可以宽容地将选择对贫穷的顺从,视为安贫乐道,至于是何种“道”,便是另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在中国文化中,贫寒曾经是一种骄傲——安于泥泞的庄子,归于田园的陶渊明,一度成为精神领袖。贫而能守志,贫而能奋发,比起于财宦,更为人称道。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还因此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顾颉刚、鲁迅、吴文藻、胡适、徐逸棠、任乃强、彭家元等著名学者,无不在自传中描述自己少年时的家境贫寒,但后人审视这些学者的成长经历,发现他们都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甚至留学国外,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远远比自己叙述的好很多,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文学作品中“哭穷”,将一段贫穷的生活作为某种装点。

反抗与顺从、自我放逐或者安贫乐道,我们对“贫穷”的态度实际上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到底是先陷于贫穷而后安贫乐道,还是先安贫乐道才陷于贫穷,其复杂程度可能堪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谜题。

消除绝对贫穷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相对贫穷在当前却日趋严重。我们自然应该鼓励反抗贫穷,呼吁给予反抗者更多公平的机会,但也要尊重顺从贫穷尤其是相对贫穷的人——因为这些人也许亦曾与贫穷对抗,只是终究未能成功。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苏敦复;编辑:走走。题图素材来自电影《英雄本色》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我们逃离了乡村和亲人,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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