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犹太民族》:所有想了解当代中东的人都应阅读这本书
来源:当当网 新浪读书 亚马逊网 豆瓣读书   发布时间:2017-09-11 09: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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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色列]施罗默·桑德 著;王岽兴 张蓉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3月 


编辑推荐

●施罗默·桑德“虚构三部曲”的奠基之作,迄今已有21种译本,是全球译本数量居首的以色列历史著作。

●本书曾获《纽约时报》 年度好书、法国“今天奖”年度非虚构好书 、《独立报》年度杰出史学著作等荣誉,并在以色列畅销书排行榜连续上榜19周。

●桑德颠覆以往的以色列历史和犹太神话,认为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形成是被“编纂”或“虚构”的历史,为当下读者解读大流散、犹太教的宗教竞争等重要历史事件(及其真实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书是一部挑战主流史学之作,但作者的意图并非贸然地推翻现有理论,而是为“犹太人”集体进入民族国家这个已经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寻找一种更具现代性的方式,因此这不仅是一本讲述历史的著作,也是一本为未来而写的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中收录了作者作为波兰裔犹太人和大屠杀幸存者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故事,且引经据典,可读性很强,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内容简介

谁是犹太人?《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

本书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引发全球热议的代表作,也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大胆地批判了人们广泛接受的叙事和历史话语,运用现代民主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

本书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犹太人群体之间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原因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运用了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的民族认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发明出来的。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施罗默·桑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46年生于奥地利林茨,是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人后裔,幼年生活在难民收容所,1948年举家迁往雅法。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电影史等。其代表“虚构三部曲”《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在以色列和西方学界引起轰动。另著有《知识分子、真相和权力:从德雷福斯时间到海湾战争》《词语和土地:以色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神话》等。


媒体评价


“年度最勇敢著作”之一。

       ——特里·伊格尔顿

一本杰出的书……所有想了解当代中东的人都应阅读这本书。

                      ——托尼·朱特

融动情与学识于一体的书籍未必能改变政治局面,但假若它们可以,本书将是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读《虚构的犹太民族》是一次必要的挑战和一次相当复杂的思想练习……一个(比以色列)更安全的社会应该将这本书列为学校课程的核心教材。

       ——埃弗拉罕·伯格(以色列犹太机构Yedioth Ahronoth前任主席)

这是长久以来在这里(以色列)出版的最出色、最富有挑战性的书之一。

                         ——以色列《国土报》


前  言


                 序 言


本书最初用希伯来语写成。实际上,我的母语是意第绪语(Yiddish),但希伯来语始终是我欣赏的,也许还是我梦寐以求的语言,而且它无疑是我写作的语言。我选择在以色列出版此书,因为我最初预期的读者是以色列人,包括那些视自己为犹太人和那些被界定为阿拉伯人的人们。我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生活在特拉维夫(Tel Aviv),我在那里教授历史。

2008年初,当本书初次面世之时,人们对它的反响有点儿奇怪。电子媒体极为好奇。我受邀参加了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新闻记者也关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赞许的方式加以关注。与此相对,“被官方认可”的历史学家团体的代表们,则将满腔学究式的怒火倾泻到本书上面,一些易激动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绘为人民的敌人。也许正是这种比照促使读者成全了我——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停留了十九周。

欲理解上述事态的发展情况,你必须现实地看待以色列这个国家,抛弃任何赞同或反对的偏见。我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之中。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展现的——这令许多书评人恼怒——只要以色列视自己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而非代表它被承认国土内(不包括被占地区)所有公民的一个共同体,以色列就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以色列的法律精神所表明的是,在 21世纪的初始阶段,国家的目标是服务于犹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为想象中那个民族的后裔,而非为生活于其中和使用其语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条件。事实上,犹太母亲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拥有两个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伦敦或纽约,同时自信以色列是属于他们的,即便他们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权之下。然而,不是从犹太人肚子里出来的、生活在雅法(Jaf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个人,却会感到他们出生的国家从未属于他们。

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种罕见的自由多元主义,这种自由多元主义在战争时期会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则运行得相当良好。到目前为止,在以色列,对文坛大事表达一系列政治意见、阿拉伯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他们不质疑国家的犹太特性为条件)以及批评民选的当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如,出版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保护,公共场所多样化且安全可靠。这是本书能够出版并于 2008年得到了热烈反响且引起了真正讨论的原因所在。

此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放宽了对民族神话的严格解释。较为年轻的一代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们不再重复其父辈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气质,且追求在伦敦和纽约培养成的社会模式。全球化已将它那进攻性的魔爪嵌进了文化领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逐步摧毁了培育出“建国者一代”的神话传说。目前,在各种学术机构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post-Zionism)的智识浪潮。尽管它还处于边缘,但已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关于过去的图景。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文献学家,甚至是电影人都一直在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术语。

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见还没有影响到某一学科所处的高原。在希伯来语的学校和研究院所中,该学科被称为“犹太民族史”。在那些机构中,没有就历史学本身而言的那种科系,却有通史科系——比如我所属的那个科系——和单独的犹太(以色列)史科系。不用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都来自后者。除了指出小的错误之外,他们主要抱怨我无权探讨犹太历史编纂学,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西欧。这类批评不会被用来针对其他研究犹太历史的通史学家,如果他们没有偏离主流思想的话。在所有重构犹太民族的过去的范围内,“犹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犹太人的土地( Eretz Israel)”“救赎之地”等等,都是关键术语,拒绝采用它们就会被视为异端。

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上述所有一切。我预料到我的攻击者们会声称我缺乏关于犹太历史的适当知识,不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独特性,看不到犹太民族的《圣经》起源,否定了犹太民族永恒的一体性。但对我来说,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生活——那里收藏有大量关于犹太历史的书卷和文献,却不花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它们,似乎这才是对我职业的一种背叛。作为一位受到认可的教授,到法国和美国旅游,搜集有关西方文化的资料,享受学术研究的力量和宁静,这当然是惬意的。但作为一位参与塑形我所生活之社会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学家,我感到直接推动上述任务的最敏感方面乃是我的义务。

诚然,我的研究所显示的犹太民族史和人们通常理解的历史有所不同—不仅在以色列内部,在更广泛的世界中也如此,这使我和我的读者一样感到震惊。一般说来,教育体系教导我们在完成了思考之后,才能开始写作——意味着你在开始写作之前应该知道你的结论(那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式)。但现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再地感到困惑和震惊。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在民族史领域挑起了一场概念革命,而我一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那些在出乎意料的方向上引导我的洞见,就对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资料做出了解释。我要强调的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新发现——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几乎已经揭开了所有材料。不同之处在于,一些要素没有引起足够注意,其他要素则被迅即扫入历史学家的垃圾堆里,还有一些要素则被“忘却”,因为它们不符合演化中的民族认同之意识形态需要。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在职业研究的有限圈子内,本书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一直为人所知,却长期迷失在通往公共记忆和教育记忆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历史资料,重新采用旧文献,且不断地重新检验它们。这些资料引导我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则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年轻时被教授的叙事。

不幸的是,我的同事——在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们——中很少有人感到揭露关于过去的常见谎言这项危险的教育使命是他们的义务。如若不写这本书,我可能不会继续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2009年于特拉维夫


部分章节试读


后记:          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

               ——对我的批评者的一些答复


在以色列,通过重组而解散的海外犹太人还没有形成一个民族,还仅仅是没有语言、教育和根基,没有被关于民族的想象所激发的一群人和众人的散居而已。

——大卫·本 -古里安,《以色列的再生和天命》,1950

 

我用希伯来语撰写的《虚构的犹太民族》这部书,最早的评论自然也都是以此种语言写成的。本书法语版、尔后是英语版的发行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在以下篇幅内,我无法提供一个充分的论证和辩护谱系来讨论他们所有的评论,尤其是面对认为我所写的一切早已是司空见惯和完全错误的主张时,我的确感到反驳已无意义。为此,我选择集中探讨一些关键的反对意见,它们是批评者针对我这部书概括出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元叙事所提出的。

首先,要避免误解:撰写一部犹太人的历史远非我的本意,我主要是打算批判长期盛行于这个问题领域中的史学观念和解释。其次,我提出了一些使界定作为以色列国摇篮曲的民族性概念成为可能的标准,历史学家们也为之贡献良多。如果没有导致神话出现、发展和具体化的意识形态上的准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化肯定是不可能进行的。也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激发我们民族神话的历史建构不是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独有属性,而是构成了整个现代世界集体意识形成中的一种内在的组成部分。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已被证明为合格的纪念者”虔诚热忱的投入,民族记忆是不可能诞生的。

 

“犹太人始终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在现代,诉诸“民族”这个不稳定的术语已十分寻常。如果说在遥远的过去,这个词被适用于像“犹太民族”“基督教民族”或“上帝的民族”,那么,在现时代,它的用处更多地是指称具有共同的世俗文化和语言要素的人类集体。一般来说,在印刷术、书籍、报纸和国家教育兴起之前,很难使用“民族”这个概念来界定一个人类群体。当部落或村长的沟通渠道不牢固和不可靠时,当杂乱的方言在一个山谷和下一个山谷之间都不同的时候,当农民或牧羊人使用的有限词汇仅仅扩展到他的工作和宗教信仰时,上述那种意义的民族存在的现实性,可能要受到严重质疑。把一个农业生产者的文盲社会界定为“民族”,我始终认为是成问题的,是有着令人不安的时代错误的标志。

还有,一如我们常常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历史教科书中发现的,对于把哈斯蒙王国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表露出了赞许之色。试想一个社会,统治者们在首都讲着阿拉姆语,而他们的大部分臣民是用一系列希伯来语方言表达自我,那里的商人则用古希腊的共通语来进行商业活动,这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可以严肃地质疑它能否被界定为一个民族。

历史学家总是依赖于从前的知识权力中心所流传下来的成文的言语,总是轻率地倾向于将狭隘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记录在成文的文献中——的认同概括并运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在被认为拥有行政语言的王国或公国中,它们的绝大部分臣民认同行政机构的程度,在大多数情形下接近于零。如果说存在一种对王国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形式,那一定是将王国与土地贵族和城市精英—他们接受统治者并为他们的权力提供基础——联结在一起的认同。

在现代性兴起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任务是表达或代表“民族”意见的、个人所形成的阶层。除了君主国的年代记编者或历史学家之外,涉及在广泛的民众阶层中传播和发展一种认同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神职人员中的一些成员。这些人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设法获得相对自治的程度,依赖于宗教信仰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宗教“代言人”的权力依赖于意识形态方面团结一致的水平,也依赖于他们之间沟通交往的强度:一方面,他们坚持信仰,而另一方面,他们是唯一塑造和传播集体记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阿特拉斯山脉中皈依犹太教的柏柏尔人知道更多的是出埃及记和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石版,而非在遥远的首都统治他们的君主;正如在法兰西王国,农民更熟悉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而不是他们国王的名字。

在500年前,不存在法兰西民族,也不存在意大利或越南民族,同样不存在一个散居在整个世界的犹太民族。当然,确实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仪式和信仰之上的重要的犹太人认同,这种认同根据背景和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力量。团体的文化成分越是远离宗教习俗,就越类似于非犹太人环境中的文化和语言习俗。不同的犹太人团体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差异,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强调单一的“族群”起源:绝大部分犹太人——虽说不是全部——大都来源于一个单一的血统:古代希伯来人的血统。绝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当然不相信纯粹的种族——正如我在本书中已经解释过的,犹太人的宗教不允许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可是几乎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都把共同的生物起源,引证为确定一个单一民族成员身份的决定性标准。正如法国人被劝信他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德国人珍视他们是雅利安条顿人的直系后裔的说法一样,犹太人必须知道的是,他们是从埃及走出来的“雅各的子孙”的真正后裔。只有这个希伯来人祖先的神话才能证明他们声称对巴勒斯坦拥有所有权的正当性。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这个神话。每个人都清楚,在现代世界,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份一般不能提供对一块领土的所有权,尽管一个“族群”民族总是要拥有一块他们可以声称是他们祖先遗产的土地。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眼中,《圣经》不再是一部令人敬佩的神学文本,而是成为了一部世俗的历史著作。《圣经》的教义仍然在特别指定的课程中—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被传授给所有犹太裔以色列学生。根据这种教义,犹太民族不再是由那些上帝的选民构成,而是成为一个源自亚伯拉罕后代的民族。因此,当现代考古学开始证明出埃及记不存在,伟大而统一的大卫与所罗门治下的君主国也从未存在过时,它遇到了来自世俗的以色列公众满是怨恨和难堪的反应;一些人甚至毫不退缩地指责“新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是对“《圣经》的背弃”。

 

流亡和历史记忆

《圣经》的世俗化与“流亡”的民族化是同时进行的。这个详细描述了罗马人驱逐“犹太民族”的“流亡”神话,成为了声称对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巧辩已把巴勒斯坦转换成了“犹太人的土地”——拥有历史权利的最高辩护。在此,我们拥有了一个令人特别惊讶的塑造集体记忆的例证。由此,即便所有犹太古代史的专家都知道罗马人没有驱逐朱迪亚地区的民众(关于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进行过最些微的历史研究工作),大部分普通人至今仍然确信——一如《以色列国独立宣言》中宣言的那样—古来的“犹太民族”是被迫迁离他们祖地的。

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利用“流亡”(希伯来语是 Gola或 Galout)这个术语,并赋予其以身体的和政治的意义,而这个术语在犹太教中代表着拒绝基督教的救赎。他们以某种招摇的方式把深奥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流亡—救赎”的对立转换成了“流亡—祖地”。数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热切地向往着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但他们——甚至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都从未想到过在他们的尘世生活中,能够去那里定居。要生活在圣地的核心地带当然是困难的,当确实生活在那里的一小部分人充分意识到更多人是如何继续生活在流亡之中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只有弥赛亚的来临才会允许他们到达想象中的耶路撒冷——与所有死者一起,我们不应忘记。

如下是需要做出明确澄清之处:与形形色色的批评家所声称的完全相反,我写作此书不是为了挑战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权利。2几年前,我仍然天真地相信在基督教时代的早期年月中,确实发生过犹太人的流亡;但我从未认为 2000年的缺席会带来对土地的权利,而 1200年的存在却什么都没有留给当地民众。从没有人会因为美国在形成国家的历史中非法剥夺了土著民族的土地而否认美国的存在;也没有人要求把诺曼征服者逐出不列颠群岛或把阿拉伯人带回西班牙。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把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我们必须抵制按照某种历史模式来重新分配人口的冲动。今天,以色列只有通过接受事实——其创建是由一个痛苦的历程导致的——才能主张其生存权,而质疑这个事实的任何企图都会造成新的悲剧。

 

巴勒斯坦人是古代犹太人的后裔吗?

如果朱迪亚的民众没有遭受过流放,那么,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因主张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古代犹太人的直系后裔而被指责。那当然不是我提出的观点;在本书中,我引用了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包括大卫·本 -古里安、伊扎克·本 -兹维和伊斯雷尔·贝尔金德的声明,他们都相信,在殖民化初期他们所遇到的“农民”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后裔,相信这两类民众必须重新被统一起来。他们完全清楚在公元 1世纪没有发生过流亡,他们也从逻辑上推断出,随着公元 7世纪初期阿拉伯人的到来,大量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在大卫·本 -古里安帮助草拟《以色列国独立宣言》时,却进而表达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本 -古里安不曾解释他的这种逆转。

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正像当代所有民族一样,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来源于各种血统。每一种征服者都在这个地区留下了印记:埃及人、波斯人和拜占庭人,他们都曾使当地妇女受孕怀胎,他们的许多后代一定还生活在这里。然而,尽管在我看来不太重要,但我相信年轻的本 -古里安是正确的——虽说不精确——希伯伦的一位居民完全有可能在血统上比世界上绝大部分自认为是犹太人的那些人更接近于古代犹太人。

 

最后一招:犹太人的 DNA

在试尽了所有的历史论据之后,几位批评者又利用起了遗传学。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未提到过种族的同一批人,通过描绘共同的犹太基因推断出了他们的论点。他们的想法可以总结如下:“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但我们还是一个种族。”在 20世纪 50年代,以色列就有了对典型犹太人指纹的研究。 70年代以来,生物学家们在实验室(有时也在美国)探索所有犹太人所共有的基因标识。在我的书中,我评论过他们数据不足、他们许多结论不可靠和不明确,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严肃科学发现佐证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狂热。这种通过遗传学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正当性的努力,使人想起了 19世纪晚期人类学家们的传统做法,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发现欧洲人的具体特性。

到目前为止,以无名的 DNA样本为基础的任何研究都没有成功地鉴别出犹太人所特有的基因标识,任何这样的研究也永远不可能成功。看到大屠杀的幸存者打算寻找犹太人在生物学上的身份,乃是一个尖刻的讽刺:希特勒一定会非常高兴!更令人厌憎的是,这种研究是要在一个数年来公然执行着“国家犹太化”政策的国家中进行,在这个国家中,甚至在今天都不允许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结婚。

 

皈依、卡扎尔人和历史学家

几乎所有的学术性批判都没有反驳我的主张:在公元 1或 2世纪,不存在犹太民族的被迫流亡。大部分批评者都完全意识到《圣经》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在我书中专门探讨卡扎尔人问题的那个部分招来了许多批评:“我们都阅读过卡扎尔人是犹太人子孙的故事……那是一个陈腐和没有事实根据的神话……反犹太的作家阿瑟·库斯勒虚构了这个故事……阿拉伯人很久以来都在讲述着这个故事……”,等等。上述反应中特别突出的是,它们出自如下一些批评者:他们几乎没有就哈斯蒙王朝强加给其邻人的皈依,上古时期的地中海盆地进行过的大规模皈依,3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迪亚波纳、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希米亚王国的皈依和北非犹太化的柏柏尔人的讨论说过一个字。

与现代人的想法相反,从公元前 2世纪到公元 4世纪,犹太教是一个改变他人宗教信仰的宗教,是一个强有力的、不断扩张的宗教。现在,没有数据能够反驳这一点。鉴于犹太少数派在现在居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中的持存,是以所有犹太人的改宗化完全停止为条件的,所以,犹太共产主义社会的退避是十分晚近的一个现象。但在“异教”地区,犹太教继续吸引着新的追随者,这把我们引向了卡扎尔人这个主题。

卡扎尔王国是最后一个皈依犹太教的王国,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公元 8世纪,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但将犹太人在东欧的大量存在,与卡扎尔王国的解体和它的犹太臣民迁移进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联系在一起的努力,引起了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的愤怒。不过,重要的是要记住,没有犹太人的卡扎尔王国的存在,就不能理解上述地区存在的巨大犹太人口,这个论点不是阿瑟·库斯勒首创的。他唯一的问题是在出版《第十三个部落》一书中提出这个论点时,已经相当晚了。事实上直到20世纪 60年代,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都支持上述立场。在我的书中,我引用了许多那样的观点。

本 -锡安·迪努尔是以色列的史学之父,也是前教育部长。他称卡扎尔王国是“大流散之母,所有大流散中最伟大的一个——犹太人在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的大流散——的根源”。根据美籍犹太裔历史学家萨洛·巴龙——他不隐瞒他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的观点:

在蒙古人的剧变前后,卡扎尔人派了许多支族进入了处于自发状态的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并对众多东欧犹太人中心的最终建立起到了帮助作用……不过,在卡扎尔王国存在的(公元 750年到公元 1250年) 500年里,和它在东欧的各团体结束存在后的一个时期中,犹太人在治国方面的这种值得关注的经历,对犹太历史所发挥的影响力,无疑要大于我们迄今所能想象到的程度。在他们国家的富庶时期和衰落期间,都有犹太人从卡扎尔王国那里漂移进开阔的东欧大草原。

当伟大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不得不提出“犹太人”这个定义时,他把他们描述为“一群笃信共同宗教的人,就起源来说,他们是从地中海的各个地方、突厥人—卡扎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中,聚合在一起的”5。论证大部分东欧犹太人的起源乃是卡扎尔王国的突厥人和斯拉夫人部落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亚伯拉罕·波拉克的作品。波拉克是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史系的教授和奠基者。就“卡扎尔人问题”而言,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后者提出了十分不可能的论点:卡扎尔王国的大部分犹太人来自于“犹太人的土地”,在他们的新土地上,他们力图保留亚伯拉罕世系的信条。

上述历史学家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但无论如何,自从20世纪40年代亚伯拉罕·波拉克的作品发表以来,庞大的卡扎尔王国中皈依的犹太人和东欧“讲意第绪语的人民”的发展,之间的关联,一直没有成为人们认真研究的对象。自那时以来,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历史发现,也没有进行任何研究来证明或解释到18世纪初期,来自德国西部的一小部分犹太人的集中迁移,如何导致仅仅在波兰 -立陶宛共和国(不包括俄罗斯、乌克兰东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就有超过 75万的犹太人。甚至可以说,在 19世纪和 20世纪人口上升之前,这都是一个庞大的人数。许多声称犹太人比他们的邻居繁衍快十倍的犹太复国主义人口学家的计算—特别是,他们在饭前洗手—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6在出现一种能够驳倒它的可靠的新论点之前,只有一个中世纪的存在于东方的犹太王国,能够解释上述那种人口“爆炸”。在当时世界的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除此之外,近来语言文献学的研究表明,意第绪语的起源与德国西部犹太人聚居区中犹太—日耳曼方言的起源存在着诸多差异。

不过,在全球非殖民化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兴起的时代,只要以色列坚持控制地中海和约旦河谷之间的整个地区,就不再有可能为质疑耶路撒冷的征服者的起源留有余地:他们所有人,或至少是绝大部分人,都必须被证明是大卫与所罗门王国的后裔。这样,犹太教的卡扎尔人就两次被逐出历史: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苏联史学,第二次是在 1967年4月战争后被犹太复国主义史学清除。在这两种情况中,意识形态的必然性都重塑了民族记忆。

 

否定犹太民族的生存

我被指责为否定犹太民族的生存,我不得不承认这种主张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尽管它经常负载着一种明显的、无礼的和非难的倾向,即含沙射影地把我的观点等同于是否定大屠杀的不法行为。必须要追问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和可靠的交往沟通方式的缓慢出现——在中央集权的王国和早期民族国家的环境中,民众开始形成各种民族——创造出一个犹太民族了吗?答复是否定的。除了东欧之外,不曾出现过任何——作为单一的和有聚合性实体的——犹太民族。在东欧,人口优势和犹太人生活独有的特殊结构孕育出了一种具体的大众文化形式和方言。代表着东欧犹太民众“原型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犹太人联盟党,明白它所筹划的这个民族范围的代表和保护者,要与讲意第绪语的那些人相一致。而且,引人关注且需指出的是,西欧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专门把巴勒斯坦指定给讲意第绪语世界的犹太人,而非指定给他们自己;就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在力图成为真正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甚至情绪激昂地参加了他们各自国家的民族战争。

如果说在过去不存在犹太民族这个事物,那么,犹太复国主义在现代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犹太民族了吗?在国家形成——换言之——在各个人群声称对他们自己拥有主权或者奋力保护主权的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各种民族就被创造出来,并被认为有漫长的经历和遥远的历史起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展的方式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想象出了一个永恒的民族,但它却没能设法创造出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的国家。今天,各地的犹太人都有权选择移民到以色列,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选择生活在犹太人的主权国家中,更多人选择保留另外一个国籍。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创造出一个世界性犹太民族,更不用说一个犹太国家了,不过,它却催生出了两个民族,甚至是两个国家。令人失望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拒绝承认它们,并认为它们是非法的产物。现在,存在着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它是殖民化的直接产物。它渴求自己的主权国家,为其祖地的剩余部分绝望地在战斗;同样的,一个犹太民族准备全力捍卫它的国家独立。与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不同,犹太民族没有得到任何承认,即便它有自己的语言,正规的教育体系,以及在文学、电影和戏剧中表达充满活力和动态的世俗文化的艺术传统。

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可能会捐款给以色列,会向他们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但最为常见的是,他们往往对那个被认为属于他们的国家的语言并不理解,他们放弃加入到“已经迁移到他们祖地的民众”中,拒绝派他们的子女参加中东的各种战争。在一行行书写这本书的时候,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以色列人都比定居在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人数要多。我们还知道,如果他们那时能够选择的话,离开苏联的绝大部分犹太人都会直接移民到美国,像一个世纪前的讲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一样。(而且,如果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对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采取闭关政策——一项针对逃离纳粹迫害的难民及在“二战”后逃离欧洲的犹太人,长达数十年的难以饶恕的政策——作为国家的以色列还会诞生吗?)

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来说,今天的中东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否认一个以色列民族的存在,他们只是把它视为“犹太民族”所从事的必须持续的殖民地化的“桥头堡”,而犹太复国者们更愿意把它包裹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族群的民族性和以色列国

根据几乎所有民族最初采取的步骤,它们都被体现着一个“族群”的民族意识和记忆的梦想所引导。界定一个民族群体的需求导致了整个 19世纪的冲突,一些冲突在今天的不同地方还在继续。在大部分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中,一种公民的和政治的民族性概念最终获得了胜利;而在其他国家中,对国家中成员身份和国家所有权的族群中心主义的界定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诞生于中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明显地类似于产生它的那个环境中所盛行的“种族—生物”和“种族—宗教”思潮。民族的结构和特征不被认为是由语言、日常的世俗文化,领土上的杰出人物和对在集体中整合的政治渴望所制定。反倒是生物起源和“民族化的”宗教碎片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犹太民族”涵括的标准。根据一种自愿的和世俗的成员身份来统一这个民族是不可能的,而停止属于“犹太民族”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原始的要素在今天的以色列仍然有效——这是问题的真正根源。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化强化了这种形式的民族性。在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早期阶段,对于犹太民族的边界确实存在一些犹疑;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度想根据“种族—生物”的理念,把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包含在犹太民族之中。但当那些阿拉伯人刚开始强劲地反对外来殖民地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民族的定义就明确地重新集中在“种族—宗教”这个思路上了。不是所有源自于殖民地的社会都如此坚决地主张“种族—生物”的标准。(如果说这些标准确实在北美的清教徒殖民地中长时期处于支配地位,但在天主教盛行的中南美洲新建的国家里,则被迅速地瓦解了。)8在以色列,20世纪 60年代曾出现过一种不成熟的公民民族性的表现;但在 1967年之后,地中海和约旦河谷之间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屈从地位,意味着对想象中的犹太“民族”的定义变得越来越狭隘了。

近年来,犹太人的族群中心主义不断变得更加明确。领土神话的不断弱化,随之而来的是“民族”神话的不断强化。上一次立法机构选举的结果是这一趋势极有说服力的表达。与此并行的是,在西方世界,传统的公民型民族性的退却和日益封闭的社群主义形式的兴起,与文化全球化和移居的剧变掺杂在一起,都激励了回归具有排他性的犹太身份认同的趋势。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这样的犹太人身份认同,无论如何是不应受谴责的;在经历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后,与之抗争也显得愚蠢,甚至可疑。不过,当上述那种认同缺乏精神、文化或道德的经历,当它导致犹太人与其邻居隔离,并导致对以色列军国主义和试图动用武力来统治其他民族的政策的认同时,人们就有了担心的理由。

在21世纪初期,以色列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和“犹太民族”的财产;换言之,是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财产,而不是定居在其土地上的全体以色列公民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把以色列定义为种族统治而非民主政体是恰当的。

外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绝对没有可能被整合进以色列这个社会体中,即便他们已经在以色列生活了数十年,即便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里,且只会讲希伯来语。至于被内政部认定为“非犹太人”的占人口总数 1/4的人们,尽管他们拥有公民身份,但他们不可能声称以色列是“他们的”国家。难以了解占这个国家居民总数 2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还会在多长时间内继续忍受在他们自己的家园被视为外国人。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以色列人的国家,因此,从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来说,那些阿拉伯人越是被“以色列化”,他们的政治立场就越会变得反以色列——这绝非一个吊诡的事实。接下来的某次“暴动”不是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臣服于种族隔离政权的被占领地,反倒是在种族隔离者单一统治下的核心地带爆发——也就是说,以色列在 1967年划定的边界内,这真的很难想象吗?

在人前蒙蔽事实仍是有可能的。仍会有许多声音会坚持认为“犹太民族”已经存在了 4000年,而“犹太人的土地”始终是属于他们的。然而,在丰富的想象力的帮助下,一度能够创造出以色列社会的历史神话,现在则成为了助长激起其毁灭可能性的强大力量。


                           2010 年于特拉维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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