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之歌》:一曲并不温柔的“温柔之歌
来源:当当网 亚马逊网 豆瓣读书   发布时间:2017-09-08 09: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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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蕾拉·斯利玛尼 著 袁筱一 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8月 


编辑推荐

这是一曲并不温柔的“温柔之歌”。蕾拉·斯利玛尼从结局写起:“婴儿已经死了”,在无法忍受的案发现场,母亲发出了“母狼般的喊叫”……作者以悲剧起笔打开了诸多社会问题及女性生存困境的冰山一角,继而用冷静、节制却又直击心灵的笔触,将故事从多个叙述视角展开:追求完美并对雇主家庭产生情感依赖的保姆路易丝;厌倦了家庭主妇生活并希望寻求人生价值的米莉亚姆;贫困、没有身份证件,幽灵一般生活于平行空间的小人物;作家一一揭示出这其中难以弥合的阶级差异与文化偏见,以及这些深陷疯狂之中的溺水者所有错综复杂的秘密和阴暗的命运。


内容简介

 《温柔之歌》是蕾拉·斯利玛尼所著的关于一个保姆杀死了她照看的两个孩子的小说。荣获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成为享誉法国的畅销书。故事灵感源自真实案例。

米莉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和丈夫保罗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路易丝宛如一头绝望挣扎的困兽,她的贫困、敏感、自尊,她对完美的偏执追求和对爱的占有,都在原本固有的阶级差异面前面临溃败……

“婴儿已经死了”,这个从结局起笔的小说包含了对当代生活的细腻分析。女性生存的艰辛、小人物的命运、爱与教育观念、支配关系与金钱关系,被一一揭示。作者冷峻犀利的笔触中渗透着隐秘的诗意,揭示着优雅生活表象和秩序之下,那巨大而复杂的黑洞。


作者简介

蕾拉·斯利玛尼,法国作家,2016年凭借《温柔之歌》荣获龚古尔文学奖。

蕾拉于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自幼热爱文学,曾追随茨威格的足迹横跨东欧,对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是尤为钟情。17岁时到巴黎求学,毕业后在《青年非洲》做记者。

2014年出版关于女性瘾者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出版《温柔之歌》,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成为享誉法国的畅销书,短短三个月即销售76000册,获奖后更是销量骤增,目前版权已售37国。


媒体评论

阅读这部小说是件困难的事。很多时候我都不想面对这其间的惨痛。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欲望和无助之中,每个人看似值得同情地挣扎着,可是人间地狱依然在眼前成了真。众生皆苦,这句话太轻,却是合适的表达。
                                 ——笛安 

  文字如净水之下的卵石一样清晰,然而写的是如此残忍、荤腥的社会事件。斩获2016年度龚古尔奖的她代表着最新的欧洲趣味。
                                  ——阿乙

  龚古尔奖回归了它设立之初的传统,把奖项授予了年轻有为的作家。我们确信斯利玛尼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期待她更多的作品。
                   —— 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贝尔纳•皮沃

  (通过《温柔之歌》),我很高兴看到文学不只是用来安慰、疗愈的工具,或是借以看世界的一扇模糊的窗子。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揭露的艺术,其中包含最苦涩、最艰难的部分。
                   ——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之一 菲利普•克罗代尔

  蕾拉•斯利玛尼为法语文学带来了新的书写向度。
                 ——1987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 塔哈尔•本•杰伦

  如今,许多女性都意识到,做家庭主妇难以使她们获得理想中的精彩人生。《温柔之歌》关注的正是这一群体。
                 ——1998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  葆拉•康斯坦

  《温柔之歌》将社会的另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家揭示了陷于疯狂之中的溺水者所有错综复杂的秘密和阴暗的命运。
                       ——《费加罗报》(Le Figaro)

  蕾拉•斯利玛尼用敏锐的眼光将模糊的情感条分缕析,这种情感是一杯混合了仇恨、欲望和爱的鸡尾酒,一点即燃,将保姆和她的雇主紧密相连。除了描写这则社会新闻本身不同寻常的特征之外,作家也尝试找出当代社会矛盾的症结。
                        ——《世界报》(Le Monde)

  蕾拉•斯利玛尼的写作与她笔下的人物相似:表面简单,实则充满讽喻与暗示,在读者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她的笔法富有现代性,饱含个人化的诗意,关注世界与人物的表象,从而更好地揭示隐藏在表象下的深渊。
                   ——《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

  这部小说值得年轻父母阅读,对蕾拉献给儿子爱弥儿的这曲“温柔之歌”中蕴藏的忧郁旋律,他们会感同身受。
                      ——《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

  我们不止一次惊讶地发现,我们相信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甚至过于真实。
                            ——《阅读》(Lire)

  蕾拉的文章充满了不可避免的悲剧,如同慢性毒药,她在每一页都巧妙地加入几颗日常用药,威胁性慢慢加深。她从不对人物妄加评论,她用词适度、中立,像解剖一具尸体,也正是在这具尸体上酝酿着早已言明的悲剧。她笔下的词语优雅又敏感,组装起来去描写那些动人的画面,染上诗歌忧郁的色调,加深小说的痛苦。她像是在读者耳边低低絮语,讲述一个睡前故事或童话故事,同时构建起强烈而细腻的情感。
                          ——法国书评网Babelio 

  蕾拉•斯利玛尼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书写有关暴力和温情缺失的故事。
                         ——《解放报》(Libération)

  蕾拉•斯利玛尼的写作直中要害、笔调冷峻,故事节奏宛如惊悚电影,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张力。在社会阶层的矛盾之外,还有仇恨与欲望,以及那隐藏在深处并最终酿成悲剧的无形的力量。
                         ——《观点报》(Le Point)

  那些希望在家庭之外绽放光彩的女性始终承受着巨大压力,《温柔之歌》对这种压力带来的暴力进行了深刻反思。……少即是多:对话、描写、反省,没有丝毫多余,一切都从简洁的行文中慢慢浮现。
                           ——《学习》(éTVDES)

  在她的第一部小说《食人魔的花园》中,蕾拉•斯利玛尼大胆地剖析了一位当代包法利夫人的思慕狂心理。现在,这位昆德拉的追随者,通过《温柔之歌》向我们证明,她的写作中蕴含着一种悲剧意识,她拥有用法医般冰冷的笔调直面罪恶的艺术。
                         ——《新观察家》(L’Obs)

  因为她重新创造了社会新闻;因为她给法国文学带来了一阵微风;因为她没有那么肤浅地谈论女性。
                ——Glamour杂志谈“为什么必须读蕾拉•斯利玛尼”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段节奏分明的音乐,曲调之中充满对人的身份和人作为高级动物的命运的诘问。蕾拉•斯利玛尼以非凡的才华,抛弃神秘莫测的感性,用跌宕起伏的叙事揭示百无一用的生命的本质。
                        ——《十字报》(La Croix)

  我们带着遗憾合上《温柔之歌》,清醒地意识到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悲剧,被一种无力感淹没,但我们确信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PAGE des libraires杂志


前  言

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

——译后记


这是我在读完《温柔之歌》后,第一个跳入脑中的问题。也许是近来中了福楼拜的毒,更确切地说,是中了朗西埃的毒。在研究《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朗西埃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爱玛·包法利?换句话说,爱玛是有选择的,即便遵循同样的故事情节,她完全可以不死。然而福楼拜却执意杀死了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柔之歌》当然与《包法利夫人》不同。因为开篇已然是结局,作者——只出版过两部小说,却颇受欢迎的1980后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甫一提笔,就描述了极为惨烈的一幕: 两个孩子被保姆杀死在家中,现场由四个主要人物构成:“已经死去”的婴儿,奄奄一息的小姑娘,看到这一切以后,“疯子一般、泣不成声”的母亲,以及“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死”“只知道怎么送人去死”的凶手——保姆路易丝。

和蕾拉的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一样,《温柔之歌》也是社会题材。据说《温柔之歌》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真实事件,只是地点被移置到了作者熟悉的巴黎,人物也相应变成法国人:一对普通的年轻夫妻,丈夫保罗是音乐制作人,妻子米莉亚姆是北非后裔,养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决定终止专职主妇的生活,去一家同学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夫妻俩需要给两个孩子找保姆。他们似乎非常幸运,碰巧找了个看上去能够拯救危机的“天使”:路易丝把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也不计较雇主将本该自己承担的家庭任务慢慢全都转移到她的身上,她擅长清洁、整理、下厨,总之是家政服务的所有方面。然而,正如开篇时的场景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这个在开篇后不久就正式出场的保姆路易丝最后杀害了两个孩子,终结了这曲“温柔之歌”。

这也就意味着追问路易丝的杀人动机和朗西埃追问包法利夫人被杀死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只涉及写作的问题,而前者却是一个能够融真实事件、人物关系、写作安排为一体的问题。在《温柔之歌》里,“杀人”既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也是一个情节。杀人动机因而也成为这曲“温柔之歌”的动机,叙事者围绕这个“动机”叙述,读者围绕这个“动机”坚持到最后,无非都是想揭开这个谜。在这个意义上,叙事者——虽然是全能的、无所不见的叙事者——和读者一样无能,都是在借助探寻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想要弄清楚,一个看上去平常、柔弱——作者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路易丝纤细的胳膊、瘦弱的腰肢——“面庞如同海水般平静”的女人何以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恶行?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小说连接起来的另外两个层面上,作者想知道,小说里的人物也想知道:米莉亚姆,保罗,甚至是已经有了思想的米拉,还有出事的当天,大楼下聚集的人群。

对于这个问题,在阅读小说之前,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些答案,通过我们的经验。既然是社会题材,它的答案应该是社会的。就好像杜拉斯在做记者的时候,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描写与同情:他们因为边缘杀人,因为被弃,因为受到侮辱,因为种族冲突,因为性别歧视,甚或因为阶级冲突。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绝望。再不,就像在作者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中的主人公那样,因为某种隐秘的、无法描述的、没有合理出口的欲望——尤其事关女人。只是较之上一部小说,《温柔之歌》显然更加平庸和日常。保罗夫妇固然不是路易丝这样的社会底层,却连中产都算不上,虽然住在还算体面的街区里,其实只是大楼里“最小的一个户型”。米莉亚姆的工资也和需要付给保姆的工资相差不了多少。而且,和世界每一个进入现代社会的角落里的平常人一样,“如果她(米莉亚姆)重新开始工作,他们的收入将是最为不利的那个层次:在紧急情况下不能求助于政府救济,因为收入超过了规定;而请个保姆又似乎捉襟见肘,这就让她在家庭上做出的牺牲变得不值”。也就是说,雇主和雇工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流与边缘、第一性与第二性、主观上的侮辱与被侮辱的关系。甚或这里面连个爱情故事都没有,保姆和雇主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感情纠纷。

那么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呢?因为内心的邪恶吗?随着情节的推进,似乎有一些表征。看顾孩子的时候,路易丝喜欢讲的故事很特别,有些残忍,因为在她的故事里,主人公从来都是可怜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过我们习惯的童话故事里所期许的幸福结局。作者不知道,叙事者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残忍的故事都从哪里来的,唯一的解释是路易丝的心底有一片“黑暗的湖”抑或一片“茫茫的森林”。

不仅年幼的米拉为这片“黑暗的湖”所吸引,我们又如何能够否认,我们心底里都有这么一片“黑暗的湖”呢?几乎是与生俱来。况且在路易丝的身上,她表现出来的人性黑暗不过是一闪而过。路易丝加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夫妻的生活中,至少在开始时,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改变,他们对她也充满感激。他们用自己认为妥当的方式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给她买小东西,设家庭晚宴的时候邀她入座,向朋友们介绍她,就像介绍自己一个熟悉的朋友,他们甚至带她去希腊度假,去看平生从未见过的美景。

事情或许就是从去希腊度假开始的?她隐约发现了生活还可能是别的样子,而不是她逆来顺受的唯一道路。一旦坠入兰波所谓的“生活在别处”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啊,必然和包法利夫人一样幻灭,知道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转向另一种可能的机会。路易丝之所以能够平安地度过大半生的时间,只是因为她不像爱玛·包法利夫人那样,读过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或者去过昂代维利埃侯爵的府上——可她如今去过希腊了——培育过不属于自己的欲望。于是,保姆路易丝自己都不知道,从希腊度假回来,回到自己狭窄的单间公寓里,暗暗期待着保罗夫妇求助于她时,她已经将附着于这个家庭当成自己实现价值、改变境遇的救命稻草了。

只是这根救命稻草如此脆弱。在路易丝要抓住这根稻草的时候,阶层的差异便显现了。保罗一家与路易丝的相处看似与不同阶级阶层的矛盾无关,只与得到“公平、合法、合理、自由”等一系列大革命价值观保障的利己主义相关。路易丝越是深入这个家庭,越是容易引起保罗和米莉亚姆的警觉,他们不再能够单纯地沉醉于路易丝让这个家庭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的种种魔法,内心里开始暗流涌动,有过几个回合的试探、妥协与斗争。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在《温柔之歌》中始终是一个强劲的不和谐音,同时也是旋律动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许,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当十九世纪戏剧化呈现的阶级差异被渐渐抹平,社会分裂成规模更小的单位,甚至是干脆分裂成个体之后,人会异常孤独。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她的雇主、她看顾过的孩子、她的房东、她的丈夫和女儿。和保罗一家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格林伯格夫人说她在出事前见过路易丝。凭借自己的想象,她并不见得很忠实地回忆说,路易丝向她坦陈自己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债务堆积,无法应对。格林伯格夫人简单地将杀人的原因解释为路易丝将自己的绝望处境转化成对这个社会的仇恨。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原因可能更简单,“面庞如海水般平静”的她的唯一信念是要在保罗一家继续待下去,她害怕两个孩子长大了,她在这个家庭的价值会骤然消失,于是她一厢情愿地希望夫妻俩再生一个孩子,于是她一厢情愿地铲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现在的两个孩子。

在《温柔之歌》里,人与人的不可沟通自然不仅仅是通过路易丝来体现的。和路易丝构成两极形象的米莉亚姆也无比孤独。受过教育,改变出身,突破传统,这一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诱惑和号召并没有能够让她走出孤独的宿命。米莉亚姆是个很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也承载着种种因为丰富和世界性而带来的内心冲突:种族、性别、公正的价值观与不可抗拒的利己主义。她应该算是《温柔之歌》里的人物高潮,与杀人但因果链单纯得令人觉得荒诞的路易丝彼此映衬,共同将小说——以及事件——推向了杀人这一出口。她一路都在抗争,用教育抗争出身,用职业奋斗抗争性别上的不平等,用公平——她是个律师——的信仰来抗争社会身份的责任带来的不适感。甚至不需要同为女性,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米莉亚姆“有时,在一旁看着路易丝和自己的孩子,会有一个不算残忍、但却令她羞愧的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她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自由的时候”。米莉亚姆需要抗争才能够进入职业生涯:她与丈夫保罗的关系不坏,然而在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权益时,她在心里对暴露出自私面目的保罗(这种自私她又何尝没有!)说: 我恨你!进入职业生涯,她同样需要抗争,才能克服因为不能照顾孩子而带来的罪恶感。

身份同样是米莉亚姆微妙的隔离感所在。米莉亚姆是北非人,但是她不愿意和孩子说阿拉伯语,聘用保姆的时候也暗下决心,不想聘用同一种族的人,原因是“担心自己和保姆之间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和亲密感”。——一个表面上已经融为一体的社会所隐藏的更为细小却无处不在的分裂,只通过这么一个念头轻轻松松地道了出来,这的确是年轻的蕾拉的功力。

于是我们毫不怀疑,杀人必然成为事件解决的唯一出口。就像我们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品中,必然要通过死亡——杀人或自杀——来达到戏剧的高潮。所以我们接下去的问题是:西方社会从十九世纪不就已经将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观深植于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内心,用以取代忍受、顺从和宽恕的宗教价值了吗?为什么,和十九世纪的所有现实主义小说预言的一样,人与人之间突破某种关系的唯一解决方案还是暴力?看上去,社会竟然与当初法国大革命设立的理想,亦即创造一个能够容纳所有不同存在的社会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如果我们把路易丝和包法利夫人放在一起,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过去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路易丝与爱玛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因为没有像爱玛一样,有过无忧无虑在修道院里滋养自己的资产阶级梦想的机会,路易丝从陷入绝境到果断杀人的过程更短。路易丝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的家,她按照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保罗的家庭。但是她还算清楚,这种生活方式的旁观者与这种生活方式的拥有者之间的界限。界限是通过路易丝出走的女儿斯蒂芬妮的嘴巴道出来的:“漂亮的、看上去很有权势的女人打走廊上过,在孩子们的脸颊上留下口红印。男人们不喜欢在客厅里等得太久……他们愚蠢地微笑着,跺着脚。他们催促妻子,接着帮她们穿上大衣。……有时,斯蒂芬妮非常恨他们(孩子)。她厌恶他们捶打路易丝的方式,还有他们如同小暴君般对她颐指气使的样子。”路易丝本人懵然无知。直到她开始暗暗地尝试跨越自己与雇主家庭之间的界限,悲剧才悄然拉开了帷幕。

《温柔之歌》里的所有场景和人物都是我们身边的人。但小说永远需要小说家的本领才能完成自身生命的蜕变。蕾拉的天赋,似乎就在于将这个社会事件转化为虚构的情节时,能够赋予人物、情节这些十九世纪流行的小说因素以层次,以及借助并不复杂的叙事手段,撑住了一个不小的文学空间。虽然迄今为止只出版过两部小说,蕾拉却很是懂得波德莱尔所谓的不进行“道德指控”——我们不怀疑道德指控是所有社会小说一个很难避开的陷阱——的文学要求。波德莱尔说:“真正的艺术作品无须指控,作品的逻辑只在于伦理的所有假设,应该由读者从结论中得到结论。”

所以,我们所有针对社会的“道德指控”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吧。说一千道一万,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这还是一个应该交给读者的问题。

 

                               袁筱一

                              2017年3月


部分章节试读


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医生说小家伙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人们将浮在一堆玩具中的脱臼的小身体塞进灰色的套子,拉上亮色的拉链。救援队员到达的时候,小姑娘倒还活着。她应该挣扎过,如同一头困兽。房间里留下了挣扎的痕迹,柔软的指甲里残留有皮肤的碎屑。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仍然处在激奋状态,不停抽搐。小姑娘双眼暴突,似乎在找寻空气。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

犯罪现场都拍了照片。警察提取完痕迹,测量了浴室和儿童房的面积。地上,公主图案的拼花地垫上浸透了鲜血。用来裹襁褓的台子侧倾在一边。玩具都被装进透明塑料袋里封好。甚至蓝色衣柜也将会成为呈堂证物。

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很大刺激。救援队员是这样说的,警察是这么说的,记者也是这么写的。进入房间,看见孩子们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低吼,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连墙体都为之颤抖。五月的日子,夜幕沉沉地落了下来。她吐了,警察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吐,她的衣服全部湿透,瘫倒在房间里,疯子一般,泣不成声。吼声撕心裂肺。在救护车的急救人员谨慎示意下,人们不顾她的反抗和拳打脚踢,将她拉起来。他们慢慢地抬起她的身体,急救中心的实习生给她服了一片镇静药。这是实习生第一个月的实习。

另一个女人也要救,出于同样的职业要求与客观公正。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她切了自己的两个手腕,喉咙口也插入一把刀子。她仍在昏迷,倒在婴儿床下。人们把她竖起来,给她测了脉搏和血压。然后他们把她放置在担架上,年轻的实习生用手支撑着她的颈部。

大楼下面,邻居们都围了过来。大部分是女性。这会儿正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她们望着救护车,眼里噙满泪水。她们在哭,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踮起脚尖,试图弄清楚警戒线里,以及响起铃声准备启动的救护车里是怎么回事。她们窃窃私语,互通消息。各种说法早已传播开来。大伙都在说孩子们遭遇了不测。

这是第十区的高街上一幢很好的大楼。即便邻居们彼此并不熟识,见面也都会致以热情的问候。马塞一家住在六楼,是大楼里最小的户型。生了第二个孩子后,保罗和米莉亚姆在客厅中央拦了一面隔板。他们睡在厨房与临街窗户间狭小的房间里。米莉亚姆喜欢云纹的家具和柏柏尔毯。墙上,米莉亚姆挂了好几幅日本的铜版画。

今天,她提前回家。她缩短了会议,把案宗分析推到明天。坐在7号线地铁的折叠凳上,她还在想,今天她会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下了地铁后,她顺道去了面包店。买了长棍面包,还给孩子们买了甜点,给保姆买了个橘子蛋糕。保姆最喜欢的橘子蛋糕。

她想着要领孩子们去马术训练场。他们还可以一起去买东西准备晚饭。米拉也许会要一个玩具,亚当则会在手推车里吮着一大块面包。

亚当死了。米拉奄奄一息。

 

 

“不能是黑户,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吧?要是仅仅找个做家务或者油漆工什么的无所谓。没有身份证件的人也该有工作,可来我们家是要看小孩的,那太危险了。我可不想找一个随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招来警察或者需要去医院的人。至于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戴面纱的,不要抽烟的。最重要的是要灵活点,能专心带孩子。能干活的,这样我们就能干我们自己的事情。”保罗考虑得十分周全。他准备好一系列的问题,准备三十分钟面试一个。夫妻俩空出了一整个下午,想要给孩子们找个保姆。

就在几天前,米莉亚姆和朋友爱玛讨论找保姆的事情,爱玛好好抱怨了一顿照顾自己家两个小男孩的保姆。“保姆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在这里,所以她到时间就走,晚一点都不行,遇到我们有事外出的时候,她也不能临时帮我们看顾。这一点很麻烦。你面试的时候记得想到这一点。如果她有孩子的话,最好是留在自己老家的。”米莉亚姆对她的建议表示感谢。但实际上爱玛的话让她感到很是尴尬,如果哪个雇主用这样的方式谈论她或她的朋友,她肯定会斥责对方歧视。她觉得仅仅因为一个女人有孩子就排斥人家,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她不想和保罗谈起这个话题。因为她的丈夫和爱玛一样。一个实用主义者,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置于一切之上。

这天早上,他们去了市场,一家四口。米拉坐在保罗的肩上,亚当在手推车里睡着。他们买了花儿,现在他们开始整理房子。在即将排队来面试的保姆面前,他们希望留下个好的印象。他们整理了扔在地板上、床底下的书和杂志。保罗要求米拉把玩具都收在塑料箱里。小姑娘哭哭啼啼不愿意,最后还是父亲把玩具靠墙堆好。夫妻俩折好了孩子的衣服,还换了床单。他们清扫,把该扔的扔掉,绝望地试图让这间令他们感到窒息的公寓通通气。他们希望保姆们看到,他们都是好人,生活认真,井然有序,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真是老板。

米拉和亚当睡午觉。米莉亚姆和保罗坐在床边,有些恼火和尴尬。他们从来不曾将孩子交给别人过。米莉亚姆怀上米拉的时候,她才完成法律的学业。分娩前两个星期,她拿到了文凭。保罗到处去实习,一副乐天派的劲头。当时,米莉亚姆遇到他的时候,也正是被他这副劲头吸引。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两个人。虽然音乐制作领域已经遭遇危机,预算也大大缩减,他还是很自信,觉得自己必然能开辟出一番事业。

 

 

米拉是一个脆弱的孩子,易怒,总是哭个不停。她长得很慢,既不吃母乳,也拒绝爸爸给她准备的奶瓶。弯腰站在米拉的婴儿床头,米莉亚姆完全忘记了外面世界的存在。她所有的野心不过是让这个虚弱的、喜欢乱叫的小姑娘多吃几克奶。在不知不觉中,岁月流逝。她和保罗从未与米拉分离过。朋友们都在背后嘲笑他们,说酒吧或者饭店根本没有婴儿座,但他们总是装作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米莉亚姆完全不接受自己外出时找人临时来看孩子的想法。她一个人便足以满足女儿的所有需求。

米莉亚姆再次怀孕的时候,米拉一岁半。她一直说这是个事故。“避孕药从来都不是百分百有效的。”她笑着对朋友们说。事实上怀孕是她预谋的结果。亚当是她不离开温馨家庭的一个借口。保罗也没有表达任何保留意见。他才被一家制作公司聘为助理,因为艺术家的任性和非常规的日程安排,几乎整日整夜都在公司里度过。他的妻子似乎在这份接近本能的妊娠中得到了充分的绽放。蚕茧般的生活让他们远离世界与他人,将他们保护得很好。

接下去日子开始显得无比漫长,家庭完美的机械运转卡住了。保罗的父母在米拉刚出生的时候还经常来帮他们一把,现在却长期待在自己乡间的房子里,因为房子正在进行重大翻修。在米莉亚姆分娩前一个月,他们去亚洲旅行三个星期,直到出发前最后一刻才通知保罗。保罗很生气,向米莉亚姆抱怨父母的自私和轻率。米莉亚姆倒是松了口气。她不习惯西尔维娅在他们的生活里插上一脚。她微笑着接受婆婆的建议,看到她在电冰箱里翻来翻去,批评他们购买的食物,也只好忍住不说。西尔维娅总是买有机的沙拉。她为米拉准备食物,但总是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米莉亚姆和婆婆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公寓里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在翻腾,似乎时刻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马上就能打起来似的。“让你父母过自己的生活吧。他们现在还行动自由,的确应该享受一下。”米莉亚姆最终对保罗说道。

她还没有能够充分掂量到未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有了两个孩子,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 买东西、洗澡、看医生、做家务。账单越摞越高,米莉亚姆日渐暗淡。她开始讨厌去公园。冬天的日子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米拉的任性让她觉得难以忍受,甚至亚当的牙牙学语也让她无动于衷。每天,她就想自己单独走上一小会儿,像个疯子一般当街号叫。“他们要生吞了我。”有时她暗自思忖。

 

 

她嫉妒自己的丈夫。晚上,她焦躁不安地替他守门。她花上一个小时抱怨孩子们总是叫个不停,抱怨公寓太小,抱怨自己缺少娱乐。等她让他说的时候,听他说录制嘻哈音乐组合的场面如何激动人心,她就会禁不住恨恨地说:“你的运气真好。”而丈夫总是反驳说:“你的运气才好呢,我更愿意守在孩子们身边,看他们长大。”这一类的游戏中从来没有赢家。

夜里,保罗在她身边沉沉睡去,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人的睡眠,他应该好好休息。她则独自沉浸在酸涩与悔恨中。她想到自己为学业付出的努力,尽管没有钱,父母也不支持;她想到自己拿到律师证时的喜悦,想到自己第一次穿上律师袍的样子,保罗给她拍了照,就在他们的公寓楼门前,她的脸上写满了骄傲和快乐。

很长一段时间,她试图装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即便和保罗,她也不会讲起自己有多么羞愧。除了孩子们的种种古怪滑稽,或是在超市听来的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她根本没什么好说的,她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她开始拒绝所有的晚餐邀请,也不听朋友的电话。尤其是女人,她很不相信她们,因为她们有时显得非常残忍。看到有人装出一副很欣赏她,尤其还很羡慕她的样子,她有时真恨不得掐死她们。她再也无法忍受,听她们抱怨自己的工作,说自己没什么时间见到孩子什么的。她最害怕的还是和陌生人在一起。他们会很无辜地问起她,她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听她回答之后,就转而谈论起所谓的家庭生活了。

 

有一天,她去圣德尼大街上的莫诺普利超市买东西,发现自己把童袜落在了手推车里,她可不是故意要偷的。发现的时候她还没到家,原本可以回到超市把袜子还给他们,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她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保罗。没什么意思,可她禁不住总是要去想。在这个小插曲发生后不久,她时不时地去莫诺普利超市,在儿子的小推车里放上一支洗发水、一盒面霜或是一管口红什么的,其实她根本不用这些东西。她很清楚,倘若被捉住了,她只需要扮演好一个精疲力竭的母亲的角色,人们就会相信她的。这类无谓的偷窃让她感到激动。她一个人在街上放声大笑,仿佛这样就愚弄了全世界。

 

她把与帕斯卡的偶遇看作是某种暗示。帕斯卡是她法律系的同学,他差点没能认出她来: 她穿着一条过于宽松的裤子,旧靴子,脏兮兮的头发绾了个发髻。她站在旋转木马旁,因为米拉不愿意下来。“最后再玩一次。”每次她都和女儿那么说,女儿骑在木马上,从她面前转过去,冲她做了个手势。她抬起眼睛:帕斯卡正冲着她微笑,双臂微张,似乎为了表达遇见的喜悦与惊讶。她也报之以微笑,双手紧紧抓住手推车。帕斯卡没什么时间,但比较运气的是,他的约会地点离米莉亚姆家只有两步路的距离。“正好我也该回去了。要不一起走吧?”米莉亚姆建议道。

米莉亚姆冲向米拉,米拉发出尖锐的叫声,赖着不愿意走,米莉亚姆将微笑坚持到底,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她不停地去想自己大衣里面的旧毛衣,或许帕斯卡已经注意到毛衣磨损的领子。她抬起手,捋了捋两鬓,仿佛这样就能将枯萎、打结的头发整理好似的。帕斯卡似乎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他和她讲起自己和同届的两个同学一起开的事务所,以及让一切走上正常轨道所经历的困难和欢乐。她全神贯注地听他说。米拉没少打断她,为了让米拉能够闭嘴,米莉亚姆用尽一切办法。她一面盯着帕斯卡听他说,一面在口袋里、包里翻寻,为了找到一小块棒棒糖或是其他什么糖果,总之任何能够买来女儿安静的东西。

帕斯卡几乎没怎么看她的孩子。他甚至没问他们叫什么。哪怕是在小推车里安静沉睡的亚当,尽管脸蛋看上去那么宁静、可爱,似乎也没有让他产生一丁点儿的柔情,让他感动。

“就是这里。”帕斯卡吻了吻她的面颊。他说:“很高兴再见到你。”然后他走进大楼,沉重的蓝色大门发出巨大的声响,让米莉亚姆吓了一跳。她开始默默祈祷。就在这里,在街头,她是那么绝望,她真想席地而坐,放声大哭。她想抱住帕斯卡的大腿,求他带她走,给她机会。回到家里,她完全崩溃了。她看了看正在安静玩耍的米拉,然后她给宝宝洗了个澡。她对自己说,这份所谓的幸福,简单的幸福,无声的、如同坐牢般的幸福,已经不再能够给自己以安慰。也许帕斯卡会嘲笑她。说不定他已经给以前的同学打了电话,和他们讲述米莉亚姆悲惨的生活,“简直不像样子”,根本“没有人人都认为她应该拥有的事业”。

整整一夜,她一直沉浸在想象中的对话里。第二天,她才洗完澡,就听见了手机信息的提示音。“不知道你是否打算重回法律界。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谈谈。”米莉亚姆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她开始在公寓里蹦来蹦去,亲吻米拉,米拉一直说:“怎么啦,妈妈?你为什么笑呢?”过了一会儿,她在想,是不是帕斯卡察觉到了她的绝望,或者事情很简单,他觉得意外遇见米莉亚姆·夏尔法是他的运气,因为米莉亚姆是他所见过的最认真的学生。如果能够聘用她这样的人,将她推上通向法庭的道路,应该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米莉亚姆和保罗谈起这件事,对于保罗的反应,她感到很失望。他只是耸耸肩:“可我不知道你想出去工作。”这让她感到极其愤怒,远远比她该有的反应还要大。对话的形势很快恶化。她指责他自私,他说她的行为过于冒失。“我也很愿意你出去工作,可是孩子们怎么办?”他冷笑道。突然间就将她的事业心化为笑谈,让她更加觉得自己千真万确就只能被关在这间公寓里。

冷静下来,他们耐心研究了各种可能性。现在是一月末: 根本就不能指望在幼儿园或托儿所拿到名额。他们在市政府里没有熟人。如果她重新开始工作,他们的收入将是最为不利的那个层次:在紧急情况不能求助于政府救济,因为收入超过了规定;而请个保姆又似乎捉襟见肘,这就让她在家庭上做出的牺牲变得不值。这也是他们的最后决定,保罗说:“如果把加班时间考虑在内,保姆和你大概挣得差不多。但是好吧,如果工作能够让你快乐……”这次交流给她留下了无穷的苦涩。她恨保罗。

 

她希望能把事情做好。保险起见,她去了社区才开的一家事务所。小小的办公室,简单的装修,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人站在里面。橱窗的正面放置着漆成蓝色的新生儿衣着用品箱,上面画着星星和金色的小单峰驼。米莉亚姆按下门铃。老板娘透过玻璃窗打量着她,随后慢腾腾地站起身,把头从门缝间探出来。

“有事吗?”

“您好!”

“您是来登记的吗?我们需要完整的档案。简历,还有您以前雇主的签名意见。”

“不,完全不是这样。我是为孩子来的,我想找个保姆。”

姑娘的脸瞬间就变了。能接待客户,她似乎很高兴,可因为刚才的轻慢又有些尴尬。但是她又怎么能想到呢,眼前这个看上去如此疲惫的女人,一头浓密卷曲的头发,竟然是那个在走廊上哭哭啼啼的漂亮小姑娘的母亲?

经理打开一个很大的目录,米莉亚姆探过身去。“请坐。”经理说。约十几张女人的照片打米莉亚姆的眼皮底下一张张翻过去,大部分都是非洲或菲律宾的。米拉觉得很好玩:“她真难看,那个,不是吗?”母亲推了女儿一下,心事沉沉地回到了模糊的,或是取景不太好的照片上,照片上的女人竟然全无笑容。

经理让她觉得倒胃口。她的虚伪,红彤彤的圆脸,脖子上那条旧围巾,还有刚才那显而易见的种族歧视,这一切都让米莉亚姆想逃。米莉亚姆和她握手告辞,答应说回家和丈夫商量一下,然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这间事务所。相反,米莉亚姆自己在社区小店里贴了小广告。她还听取了一位朋友的建议,将标有“紧急”的小广告大量贴进各种网站。一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六个电话。

这个保姆,米莉亚姆是把她当成救世主来期待的,尽管一想到要把孩子交给别人,她就会感到恐惧。她了解孩子的一切,很愿意守护这些秘密,永远不与他人分享。她了解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癖好。他们两个当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是病了或是不高兴,她立刻就能感受到。他们从来不曾离开过她的视线,她认为不会有人能像她一样,把他们保护得那么好。

自打他们生下来,她总是害怕,害怕一切。她尤其怕他们会死。她从来没有说起过,不管是和朋友还是和保罗,但是她可以肯定,所有人都和她一样有过类似的念头。她可以肯定,有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孩子睡着了,他们一定会有一念闪过,在想这是不是一具尸体,孩子的眼睛是不是永远闭上了。她对此无能为力。她的脑袋里总是会出现残忍的画面,她拼命摇头,祈祷着,想要驱赶掉这些不好的想法,她会摸木头,或是握一下从母亲那里传下来的法特玛女佣的手。她驱除厄运、疾病、事故,以及掠夺者对孩子错乱的觊觎。夜里,她梦到过他们突然消失在陌生的人群中。她大声叫喊:“我的孩子在哪里?”人们都在笑。他们觉得她是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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