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来源:当当网  亚马逊网   发布时间:2016-05-09 15: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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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边芹 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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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入侵从哪里开始?答案是:西方电影大片。《功夫熊猫》里的熊猫为何有个鸭子爸爸?《云图》里的克隆人为何都是亚裔女性?魔鬼就藏在细节中。当中国人在无意识中奉上掌管民族灵魂的钥匙,终于有人从梦中警觉醒来,终于有人,决定说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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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入侵从哪里开始?中国人也许做梦也没想到,西方电影大片除了制造令人目眩神迷的“美国梦”“欧洲梦”以外,还通过画面细节设置、发行渠道控制、国际评奖操纵、媒体舆论导向等种种有意识的手段,在潜移默化中阉割“中国梦”。作者从电影审美权分析人手,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为国人揭示出西方“统治集团”操纵世界、导演世界、颠覆他文明,并意欲最终征服全世界的惊人真相。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血腥战场上,中国人如果再不醒来自觉反抗,就将永远失掉得以安身立命的文明根基与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

边芹,作家、翻译家、电影批评家。曾旅居法国多年,在《文汇报》文艺副刊《笔会》辟有文学专栏“左岸碎语”,同时长年从事电影批评,对西方电影有独特见解,曾担任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评委。她的文笔优美醇厚,善用独特的象征和隐喻,文章有一种神秘的质感。自从其有悖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写作以来,引起的争议不断、誉参半,然其一意孤行坚持写作,以一支柔韧的笔,揭示出令人胆战心惊的真相。
  著作包括《谁在导演世界》、《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等,主要译著有《直布罗陀水手》、 《红与黑》等。


序言

一、断裂人生

  如果人的一生可以分成生存与认知两部分,那么我的认知人生就是有明显断裂带的,它被分割成清晰的两个阶段,甚至有点前世今生的跌宕。这个断裂带的两边被一条线索穿过,冷峻而义无反顾地切断了看似完整的认知人生。这无情的一刀,让我这一生前半生不知后半生的存在,后半生拒绝再看前半生,致使一个人的思想、行动被割裂,且被割裂的两半再也合不起来,彼此再也无法相看,前面的根本看不懂后面的,后面的则希望那虚度的生命最好从未发生过,或可以像录影带一样抹掉重来。
  如此总结下来,我这半辈子只越过了一条线,与越过这条线相比,认知人生的其余部分不说是多余的,至少是学徒的,是为后半生做准备和铺垫的。我在本书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中,时常用到中国读者恐怕难解其秘的字句,诸如“槛”、“越过和越不过”、“围墙”、“封锁线”等,以示翻越和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是缘于跨越后,看世界的眼光为之改变,从前相信的不那么相信了,从前反对的不那么反对了,从前毫不怀疑的开始怀疑了,从前只见表面的看到里面了。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线呢?为什么有如此劈山断海的力量?先来说说我是怎样走到这条线的,举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讲述这个“盲人”睁开眼睛的过程恐怕更浅显易懂。
  “盲人”?是的,我现在回头想,我们中国人两百年来看世界看西方,从未走出盲人摸象的阶段。看世界实际上是看西方,因为我们不光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被动旁观者,而且看到的只是西方话语框架下的“世界”。两百年来,我们失去的是对世界的解释权,因为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历史。我意识到自己学了外语、看了那么多西方电影、读了那么多书,但在未涉足西方之前,却仿佛一个只摸到大象轮廓的盲人,是源于一部好莱坞电影。这部电影叫《美国往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早接触的那批好莱坞电影之一,估计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的小资们都知道,有些人甚至深受影响。从道德纯洁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进入黑帮、谋杀、多角恋,心灵的震慑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们仅仅停留在故事和音乐层面。我悟到我们看这些西方电影基本上是在冰面划过,在中式思维和浪漫想象里另造了一个只属于中国观者的世界,是在抵法多年以后。有一晚,电视正好回放《美国往事》,距我第一次看已有十多年(所谓第一次看,并非只看了一遍,那个时候新鲜啊,但不管看了几遍,就像在一个光滑的表面打转),也许是电影名字勾起旧忆,我便决定再看一遍。
  不看则已,一看才惊悟,从前看来看去都是在故事面上,在人类共通的一些情感层面就被捕捞了,影片暗布的细节,那些不言说但已通过细节密布在故事中的东西,不要说没有看懂,根本是视而不见。这情景与中国西学的实际图景很相像,在知识层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了解,以为人家的历史跟中国的信史一样,只要背下年表、记住人物,就是个专家了。观影则恨不得故事的台词都会背了,但内中关于西方历史的那条脊干,却是视而不见。这有点像一个人反反复复读一封信,每个字都读到了,连标点符号的位置都能背了,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对所有的词句都进行了诠释,却因不知密码,文字实际传递的东西他连做梦都没想到。当我们将一部充满了密码的电影只当一则警匪故事来欣赏,我们又怎么能看到其中真正的内涵呢?当我们将一封充满了密码的信只当一封明信来读,我们怎么能想到内中真正传递的信息呢?而西方历史就如这样一封信,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在研读明信,直到近十年才有极少数人窥其密码,知道那些文字标点之下的东西。
  早期这些电影过来,中国人对电影的理解几乎不可能脱出制作者(好莱坞)和推销者(西方御用媒体)的解释,而他们就是一架配合默契的机器[这一点我们是必须清醒认识的,“帝国”(不要理解为美国或西方)内部的争执必定是在共同大目标和根本利益框架内的],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即便今天若没有系统地、大范围地观摩电影,不明白好莱坞与世界统治集团的密切关联,及影片被捧为“杰作”艺术水平之外的其他缘由(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来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看不清好莱坞与御用媒体的族群关系,不解西方历史看不见的一面,观影也还是在冰上滑过。现在很多国内媒体人看上去比当年的我们见识多了,信息量大了,但由于依然搅在人家严密布好的解释围墙内,不知不觉还是传声筒的角色,中国媒体作为好莱坞的自愿宣传机器就是这么形成的,以致宣传员们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
  记得当年看《美国往事》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这是部另有所指的电影。那时不像现在立马就可以上网搜索,搜索后告诉你故事发生在美国犹太社区。但我以为,即便今天,大多数国人也还是体味不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当年则连故事发生在犹太人之间都没看出来,而影片虽然没让主人公们直说(除了表现犹太受难,一般电影从不直说主人公们是犹太人,只通过细节或明示或暗示),但铺垫了各种细节来表现,十多年后我再看,这些细节和暗示全浮在眼前,这才惊讶于早年“盲”到什么程度。
  看西方,如果不明白西方如这部电影那样分隔成表层(话语框架内的)与内涵(话语框架外的)两个世界,哪怕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也不过是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条线的一面做了学问。中国自有西学以来,直到二十年前还无一人明白这个问题,或者说知道的基本上是与事实相反的。最早的不说,从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的胡适,到旅法的钱钟书,全都连门都没有摸着,而他们留学或工作的那个时代西方的言禁(舆论垄断)远不如今天,钱可能是待的时间不够长,胡则不好推断了。我与一友那晚边看边唏嘘不已,吃不透这类电影(几乎占好莱坞电影的大多数),对西方近现代史基本处于雾里看花阶段。早年连故事发生在犹太人之间都没吃透的我们,更不可能明白八十年代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转折点,从七十年代悄然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公开化,掌控好莱坞的犹太人不再“隐姓埋名”躲在基督徒的面具下讲故事了,而是直接登场了。而这又意味着什么,读透我文章的人想必已能体味个大概,读不透的人容我以后再谈。
二、幡然醒悟
  发现西方人的对立言论也是在官方史的框架下进行的,看起来左左右右吵得不亦乐乎,但都是在一条线上的争执对立,是我醒悟的开始。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历来是由官方史和非官方史两个方面聚拢的,以开国君主之威,只见胜利者的历史、不知失败者的历史(真实的)也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视野虽不敢说依据百分百的历史事实,但总归脱不了事实的框架,这拜赐予我们没有一个占绝对真理地位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最高信仰就是真实,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忠于皇帝但不必效忠皇帝的谎言,这是我们的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最大的区别,后者为了绝对真理(王权与教权是统一在绝对真理之下的),教权与王权可以沆瀣一气,沆瀣一气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联手欺瞒百姓。真能看懂西媒各种暗手的人,会发现别看“教土们”的“独立”烟幕弹放得漂亮和服人(靠的是技巧和牢控解释权),他们与核心权力在统一意识形态之下抱团守秘却做得天衣无缝。
  我们两百年来始终没弄明白的就是宗教国家在科技进步、现代思想的外壳下,从未脱离信仰统治的传统,只不过绝对真理不再是基督教,而是凌驾于传统宗教之上的新宗教。这是一种隐形宗教,没有宗教活动的一切表象,却行宗教之实,即统一人们的思想,剔除意识形态异己。由此便出现了新宗教允许的线之上和新宗教不允许的线之下,而线之下是看不见的,被“独立”教士们完全封锁。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毛泽东时代靠统一意识形态基本做到了封锁“线之下”,多数时间,知识阶层只要不僭越篡权,在思想领域没有一条将“线之下历史”完全封埋的封锁线。正因为如此,我们数千年才保持了书写信史的传统。反观欧洲历史则是割裂的,且多是现代人回头去写的史书(根据现代的需要),不要说暗的那一面根本没有记载,就是明的那部分,也因为意识形态前定而变得非黑即白。比如近代以后书写的中世纪历史一片黑暗,那么中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近代胜利者手下的失败者有没有他们的真相,看来已永坠尘埃。你跟这些意识形态永远是思维底线的人接触久了就看清(颇为惊心)西方历史是不可能有信史的,从人的天性角度就难办到,不要说对有切己之痛的西方历史,就是对远隔重洋的中国历史,他们也不会尊重史实,不光随心所欲地解释,还习惯性地作弊(为眼前的需要),做起弊来眼都不眨。
  作为一个中国人,带着中式思维习惯,在短时间内,我个人认为在十年以内,这层窗户纸是捅不破的。不说已设好的封锁线,就是我们的前定思维亦如一堵墙一样遮挡了我们的眼睛。中国人完全靠意识形态统治就是毛泽东时代,两百年来只有那个时代让西方肃然起敬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类(这与今天中国以富裕换来的种种蔑视和鄙夷形成鲜明对比)。与西方人打交道,必须明白一个词:“同类”。做他们的真正朋友和做他们的死敌,都须是“同类”。为什么那个时代他们视尚一穷二白的中国人为“同类”呢?这就要从意识形态信仰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切入,才能看清。
  我在本书的一系列文章中破解西方文明一再涉及一个词:自我意识。这三十年中国的上层建筑很是艳羡西方“精英文化”,但多被皮毛诱惑,鲜少人深解其中精髓。自我意识塑造、集体优越感驯化正是西方“精英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无前难有后。西方的“精英文化”可不是其表面呈世的颓废、癫狂(是内心极其压抑而反向的做作)或民主、自由(这只是这个文化喜欢向世人展示的一面),而是以刻意划分的公共行为标准驯化人(统一标准之外每个阶层又另有标准)、以自我意识的阶梯保持社会层级的一套严密机制,可不是被花招洗脑的中国人自以为是的那一套,中国的维新派们不过是被诱导着从一种暴民文化滑向另一种暴民文化,在西方谎言与花招的传送带上黄梁一梦而已。
  所以自我意识的强弱是他们划分社会阶层甚至人种等级的内在阶梯,从不明说的。那么毛泽东时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突变,让自我意识弱的中国人一夜之间令他们刮目相看?那就是信仰灌输成功,弥补了人群自我意识的参差不齐,让人焕发出一种只有自我意识、集体优越感被强化的民族才有的精神状态,比如人的自觉性、社会的组织性、纪律性、人群的凝聚力等(这才是西方人眼里真正的“同类”标;隹)。在经济并不发达、也无现代社会框架的地方,信仰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未经强化的自我意识。但由于中国人自古也没有这么被信仰统治过,又不懂得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截然分开,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让精神自由惯了的中国人叫苦不迭。
三、翻越“围墙”
  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是在线之上的,实际上就是在官方话语之上,只不过这个“官方话语”与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概念实同形不同,以至于我们没法辨识出这只是一面之词,也就是说是历史胜利者的真实。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外国人,只知人家“官方话语”或只循“历史胜利者的真实”,没什么不应该,让我产生逆反心理的,是他们自己玩历史正剧,却满世界欺骗别人上演历史闹剧。我那时丝毫不知“线之下”的存在,比如我写的《先贤祠里的两个死对头》一文,自以为写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面的斗争,比一般的游记走笔深多了,但却不知伏尔泰也好,卢梭也好,都是线上人物,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对立面,而是在一条思想脉络上再分的对立面。先贤祠就是为新宗教的建功立业者而建的,是线上功勋人物的丰碑。每个朝代都有功勋们的丰碑,这本是正常之事,不正常的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功勋们的纪念堂,因为新宗教的胜利,没有朝代的标记,也没有看得见的君主,胜利者是谁呢?由之我们便天真地以为:瞧瞧,人家社会多么和谐,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所以人家能搞民主,民主是由于文明程度高,文明程度高是因为人种优越。这个思路非常普遍,我们就是这么被从精神上彻底击垮的,因为我们在精神战场上已经退到不能再退了。
  我后来追写了一篇《先贤祠看不见的红线》①,但反响远不如前一篇,前一篇符合大多数的心思,因而流传甚广,就像那些暗对习惯胃口但表面又是新鲜做法的菜,让吃的人叫绝,以为自己又尝了新味。当代中国人已被西方的虚构话语搭建得差不多了,从历史解释权被劫持开始,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预设话语的围墙,就跟吃菜一样,越是落进去的人,越觉得自己在尝新。但这后一篇几乎无人能懂,因为翻过了预设话语的围墙,留在里面的人没有懂的任何基础,就如一生的思路都是由一种知识通导的,你换了一种思路,他没有通达的路径。
  对大多数没有越过“槛”的中国人而言,这后一篇有如天方夜谭。“两百多年来,所有被允许裸露在外的文字和历史脉络,都意在掩藏另一面的文字和脉络:所有控制一个文明思想的机构都已落入有意掩藏另一面的人手里:所有想抖出另一面的清醒者都被并仍在继续被埋葬;道德高地全数被不想让人看到另一面的人占领,所有的反抗都已经无名。”这话想必当时读的人,尤其那些大赏前一篇的人,肯定如坠云里雾里,甚至觉得我这个曾几何时还让他们心醉神迷的写手(他们对我那些话语框架内的文字之激赏,从那个系列的第一篇就开始了)中了邪魔、不可理喻了。
  我的受宠和被弃都与“围墙”有关,我当时由于长年在外埋首研习西风(很久有意不再接触中文书)、加之那会儿信息也没有如今通达,并未意识到中国思想界已处在精神分裂状态,由之也不知道“宠”着我的全是某“派”(我也被纳入这个派里了,应该承认他们组织良好、联手行动、很有使命感,被他们“宠”上的人会名利双收),直到翻墙后被弃,又被划到另一“派”,才知国人已精神分裂到无以弥合的地步。我其实有什么派呢,除了“真实”这一派?那些宠客翻脸之快,现在回味,仿佛一顿饭的工夫遍尝酸甜苦辣。而我好似手艺功夫全都未丢的大厨,只是不按客人被预设的胃口做菜,锅中美味立刻就形同糟糠。有知己因此扼腕,大叹人才腰折,说我应继续“围墙”内的写作,等谋到大名大利再翻盘。我苦笑自己演不了戏,智深若愚,看到戏台后面的玩意了,还在前台演什么戏。
  写《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一书时,由于大量阅读,有时成背包的书从各区图书馆背回来,为找一些冷僻的书,跑遍全巴黎犄角旮旯的图书馆,几天读一摞,就这么成了图书馆的书虫,对巴黎各区图书馆了解之透,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意识形态紧或松(这决定了每个图书馆存放什么书),中国人中恐怕非我莫属了。读多了,难免字里行间有几个从未听说的字眼跳出来,我好奇心重追下去,这是翻过“围墙”的起始。真正翻过,要到《镜子》一书写完以后,这时才窥到那条严密的封锁线(由知识界共同把守的),那些被活埋和死埋的学者、作家。一个被埋藏的世界让我意识到他们的1945年可不是我们的1945年,更不是我们的1949年,在反法西斯阵营战胜法西斯阵营的表皮之下(中国只是“集团”与其敌人或对手争斗中的牺牲品和卒子),是近代以来一场有实无名的大规模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帝国战争的结束,同时也是一场新意识形态占据制高点的“宗教战争”的谢幕。我曾在《先贤寺看不见的红线》一文中写道:“了解法国近现代史的真相几乎不可能,是因为有一条秘而不宣的封锁线,异文明的人,哪怕是学者专家之类,都不可能做无米之炊,他必定是在他能接触到的文字与思想之上,再思考和传播。而正是这一人类文化传递的漏洞,被那群文明史上最邪独之徒用来误导、改写他人历史,制造意识形态神话。秘密封锁线的存在,就是让绝大多数人只在封锁线以上接受、思索、承传历史。那么经过封锁线搭建人的筛选和设计,历史最终汇到一条轨道上,并且永不偏航。”
  有人可能会说,就算有一条阻止人发现真实的封锁线,就算历史的另一面被掩埋,就算秘密权力靠操纵台前木偶实行明暗双重统治,你凭什么说这是“宗教战争”呢?我这么多年停在“线之上”也是认为包住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怎么让知识界齐心合力?尤其在要自由、要独立、要透明的时代?可通过长时间现实观察和研究,明暗双重统治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是什么让这些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不可思议的事在西方得以实现呢?核心权力靠的是秘密组织和族群血统(选举根本动不了此权力的亳毛);核心权力用金钱和信仰控制上层建筑:政客和知识精英(政权与教权);教士们靠制造认同控制百姓。我们从这个金字塔的构成看,信仰是这个实与“民主”毫无关系的权力金字塔稳如泰山的黏合剂。
四、破译“密码”
  探到主流知识界(从传媒、学术到文学、艺术听得到的声音)看似思想五花八门、争个不休,实则有统一意识形态,进而发现政治派别争而不散、斗而不裂也拜赐于统一意识形态,在我,是揭开了西方所有神话的面纱。然而看到这一层却走过了相当长的路,因为中国人在过往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人触碰这个底,这太超出我们对西方的认知和想象了。那么这个统一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这是个极复杂的问题,可谓一言难尽,中国人西学(留学的、短时居留的、国内研究的、长期居留的)一个半世纪之所以不见其有,就因为其多重性及统治集团秘而不宣。复杂性表现在它称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但信仰又占很大比重:同时它还包含一部分禁忌,涉及历史和现实被隐藏的真相,涉及统治集团的攻守同盟:另外它还有一条底线,谁也不能碰的。是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各部分,构成所有不被明禁或暗禁的政党,所有作品不想被明禁或暗禁、暗封的文人艺客,所有能拿到研究经费的专家、学者,所有能在传媒谋职的编辑、记者,所有能在学校讲课的教师必须遵守的精神一统。
  信仰部分主要由“普世价值”构成,此信仰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再从新教中一点点过渡到“启蒙思想”,最后演变成“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以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干,近代以来不断地添加左翼思想枝叶(民主人权),越添加调味料,信仰的成分越足,让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右的意识形态(最弱肉强食)树干包裹上人类有史以来最左意识形态的枝叶,一路传教,所向披靡,直到二十世纪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在西方则成为无统治者意识形态之名而行统治者意识形态之实、无人敢说个不字的正统宗教(比基督教的上帝还碰不得,国人被迷惑于“可以反政府”,而不见此“真神”)。但统治集团从不挑明“普世信仰”与“集团”的关系。以及这一精神武器的实际作用(解构国家、民族、文明、传统,为金融资本打破边界),而是只做不说地通过各种舆论渠道(从传媒到文艺、从研究到教育)进行广泛深入的精神控制。
  只要在西方住久了,并且自己未落入其中(很难不落入其中,上层建筑的每个出入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就会发现这种以“进步思想”命名的信仰,并非只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而是作为绝对真理用来统一思想,是不明说的统治者意识形态,运用于从政治到文艺的所有领域,一如两百年前的传统宗教碰都不能碰,而“可以反政府”却成功掩盖了此一禁忌。国内某些文人因不解这种精神一统的条条框框(从不挑明但连“潇洒无羁”的艺术家都知边界在哪里),便以为好莱坞或法国“新浪潮”电影没有政治只有“人性闪光”(我读到某大名人的此等言论,真是哭笑不得)。其实只要掌握了“密码”,再看这些电影,便会发现统治者意识形态、集团利益、使命感充斥其中,只不过多用细节接力的方法宣传,很少直唤主题,明打明做。而且这一新宗教几百年来逐渐坐大终致精神一统,除了靠操纵舆论、精神渗透,并不尽靠和平演变,也是真动武的,最后、最惨烈的一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看不出来),只不过御用史学家们或心知肚明或鹦鹉学舌将战争的另一面(意识形态大战)都埋在了封锁线下。
  其实,我们就算不知真相,至少有常识,常识告诉我们只有统治者意识形态牢固得有如宗教信仰的地方,上层建筑各方之间才能斗而不裂。可惜后来,我们的思想被篡变得连常识也丢了,真成了大睁眼睛的瞎子。我在2011年的一篇旧文《“受害者”流水线》中写过:“怀疑是从发现话语的接力开始的,而发现话语接力之人为操纵及一以贯之,是看到细节的篡改。随后才窥到看不见的手的工程:话语的接力是靠细节的篡改完成的,是只有短暂一生的个体难以想象的滴水穿石过程,技巧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关键是假的份额以多大比率放进真事里,才能不引起人的警觉,同时达到篡变目的。而这轮流接力、目标一致的暗手,若不是亲眼目睹,我已经大半吞下了近现代史所有‘神话’。”
  上面这段话可以总结我破译“密码”的过程,看西方文明、观西方历史,若不知“密码”,基本就属于顺着人家的手指看去,但看到的不是月亮,而是手指本身。每每把“阴谋论”套到我头上的人,除了别有用心之人,多数就是这类只见手指的人。我并没有凭什么秘籍发现“阴谋集团”的存在,而是实实在在凭锲而不舍的观察亲眼看到了那架虚构话语的庞大机器。我最初是从西媒对现实和历史的一些细节篡改,而且是持之以恒、方向一致的篡改,发现了话语的接力,这种接力因藏在暗处且变化万端(随时调整)而很难被局外人看破,但对看破的人却是触目惊心的,因为话语需有绕开真实的能力和目的才会如此接力,而一般我们以为这在舆论极其专制的国家方能办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世界按理是不需要如此行事的。为什么要搭建一个如此庞大(跨国跨界)和强大(俯瞰和覆盖全球)的话语虚构机器?常识告诉我们,为了统治法国、为了管理英国,甚至为了掌管美国,诸政府都无做此事的必要,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
  为了导演世界。欲征服世界,必先导演世界,从十九世纪现代传媒出现后,导演世界就变成了征服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劫取他文明对世界解释权的战争,掩盖在枪炮战舰之后,没有硝烟,甚至连血都没有一滴,也是他文明落入精神奴隶的开始,尽管不是一眼可见的。如今点出这一层,并非历史还能再翻回去,甚至永无翻案的可能,但我们至少应知自己落到了哪一步。
五、图穷匕见
  那么导演世界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虚构话语,西媒在这架机器里扮演着军团的角色,这支军团是跨国的,英、法、美、北欧诸国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主的其他国家,包括二战后的德、意等,看上去国家有别,实际掌控在同一群人手里。这是这支军团的嫡系部队,上靠血统、下靠信仰,由核心权力牢牢掌控。军团的庶系部队则遍及全球,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境内就有连正式委任状都没领到的人数庞大的一支。没有这支军团的秘密作战,控制话语的源头及流向(话语霸权的主要手段)就难以实现,因为实现的基础必须看上去是自发的。只要控制话语的源头——通过有组织的接力,通过阻截他人的话语,通过对真实的细节篡改,通过偷换概念,通过名词(语言层面)和画面(影像层面)屏蔽、重复、置换、充填等潜意识操纵,这架机器的力量巨大无比,可以产生一石入水的水波现象,自动按第一圈的形状、比例荡出去,且一圈比一圈大。
  我在2009年的一篇旧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多遥远》中举过不少操纵的例子,并总结出:“这些‘画面操纵手’对人的心理有透彻研究,反复炒作的消息和重复的画面,才能收进每个观者个人的心理影像史,通过巧妙诱导的个人视角,又能返回去操纵历史甚至改写历史。即刻的真实是无足轻重的,留下来的会轻而易举地取代它,变成真实。”
  你如果想具体了解虚构话语怎么操作,又怎么能导演世界而为大多数人所不察,上面这段话就是方法之一。如果将“虚构话语”理解成百分百地造假,那是非常肤浅的,虚构话语直接造假的比例并不大,一般不会超出三分之一。虚构话语指的不是直接的谎言,而是通过变真为假、变假为真的技巧,通过有组织、有方向的接力放大,操纵舆论、制造认同、移变思想、篡改历史进而左右现实舞台和历史进程的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这看似自然的放大,足以麻痹他人的意志,关键是它像一条思想轨道,碾过绝大多数人的脑袋,被碾过的人并不觉察,而会跟着模仿重复,继续放大,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人对世事的感知无须百分百的事实,事实的比例在人的感知中可以变得很小,但在人的心里却仿佛是全部,人的这个弱点为虚构话语、导演世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便于操纵者制造可随意揉捏的所谓多数舆论。多数舆论跟人对世界的感知一样,越庞大,越不需要多少事实,且越庞大,越好操纵,这个气球吹得越大,中心越无物,飘得越远,越好控制它的方向。
等到多数舆论转为习惯和时髦,透过人虚荣心的缺口进入潜意识层面,上层建筑的思想便产生“自然而然”的移变,并一层一层地渗透到最高权力,他文明精英的思想轨道就是这么被颠覆的。而思想轨道(经过数以千年的搭建)一旦错轨或脱轨,虚构话语就会乘虚而入,像蜘蛛织网一样占据一个个思想闸门,只需几代人,那浓郁的、前辈留下的思想就会变成一汪枯水,平庸覆盖平庸,一层比一层低劣,他文明上层建筑彻底失去自我意识。请千万不要将我说的这个过程与在文化、思想、科技上取人之长混为一谈,那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而非萎缩,而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却有着生长的假象实为萎缩,由于二者之间并无分明的界限,人们很容易以学人所长的心态不知不觉地接受,并且看清这个过程的人越来越少。
  虚构话语有点像劣等生物的繁殖,会迅速抢占优质生物的生存空间,最终将其驱除,令其灭种。而现代传媒非常适宜劣等生物的繁殖,繁殖之快有一种人的意志很难左右的惯性力量,就像不久前我们刚看到的无以数计的声音毫无意识、只是追逐声源地传递香港海湾那个巨型小鸭的“艺术”价值。虚构话语这种高智商诈骗,靠着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军团”的接力放大,让导演们始终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央,不但让“集团”中人轻而易举赚得脑满肠肥,而且水圈越放大,投掷水圈的人权力越大,世人几乎是拱手向这些阴谋家附送了独霸话语的权力。
  做这一切又为了什么?为了从他文明手里篡夺解释权(历史与现实),劫取审美权与道义权,让一个文明从内部被吸空,自己消亡,最后连死亡证明都无需开具。
  我们走了这么一圈才进入本书的中心: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的失手。但我们如果不越过上文说的那道槛,不跟着笔者走过那漫长而艰难的“翻墙”过程,不知“密码”的存在,就不明白此三权失窃的根源,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我们早已被劫走了这三权。近代以来,我们实际是在两个战场作战,腹背受敌。明的战场是军事、国力之战;暗的战场就是争夺此三权。我们看到了明的战场,却一直未警觉暗的战场,致使百多年里此三权悉数被劫。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近两百年浴血奋斗,为主权,为独立,为尊严。在这条看得见的战线上,我们历经磨难,却一往直前,一步步收回或重建失去的东西。然而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即精神战线,我们却不前反退,丢盔卸甲,百多年不仅不知对手是谁,而且从丢失对文明的“审美权”开始,一步步被劫走了对历史的“解释权”、乃至对精神境界进行界定的“道义权”,终致失去了信仰。 本书仿若一个递进的泄洪闸,一道一道开启闸门,将由近现代历史大动荡而滞留在堰塞湖里的洪水(误区、迷信)一一放出。以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的失窃为主干,揭示劫取此三权的导演世界的手,并透过这只手的运作,解析了“三权”“失窃”的根源、步骤及后果。同时在中西文明比对的更大范围内,围绕西方文明的几大核心概念“纽带文化”、“界内界外”、“自我意识”、“集体优越感”、“精神集体主义”,从一个中国人从未切入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明,解构那条长久误导国人的精神轨道,击破雾气颇重的迷信和神话。
中华复兴必须排掉这个由近现代激烈动荡而生的堰塞湖的死水,必须翻过被导演的世界的围墙,看清自己落到了哪一步,才能从泥潭里爬起来,真正站立。


后记

  脑袋里开始徘徊这个刺刀般的问题,是因为一年一年很多看似细小的事情,以违背起码逻辑的荒谬,日益挤迫着我体会到一个精神亡国者的悲怆和无助。
  我因为长年客居国外,做梦也想不到揭露西方一些真相,在自己的祖国遭到冷遇和排斥。在一个未被军事侵略和占领、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事情倒过来才解释得通。也正是笃信逻辑不可逆转,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意地以为落在别人身上的事,永远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中国是个不仰人鼻息的大国,是近代史上唯一没有完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是已有核弹保卫自己不再受列强侵略的军事强国,是人类历史上创造并延续了独一无二文明的智慧民族,是在强盗当道的世界有力量和才智不做打手和附庸的国家。这几条,捡出其中哪一条在今天这个不讲理的世界都是极不容易的,遑论五条皆备。你看有这么多道保险,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锥心刺骨地咀嚼一个亡国者——至少是精神上的——才有的悲伤?在欧洲,一个国家被看不见的军团篡变至此,需百年以上,在中国三十年足矣,而且无需异族直接插入,这也是让人在最深的梦里都没能追到的事。
  第一桩敲击我的事,来自我写的一篇小文。记得我在文中有一句话遭到编辑的删节。此文写女作家萨冈一生绯闻多过才华,“无非是飙车、吸毒、双性恋、赌博、受贿、偷税、破产那几味人生胡椒面,好像文学才华=毁灭性生活=极端自私自利=表演才能=脱衣服=没有祖国=没有责任=没有未来”。收到报纸后,我发现引号内的这段话,被看似不经意地拿掉了四个字:“没有祖国”。这让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么多字里,刺眼的字一打,可偏偏是“祖国”二字碍了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回头想想这绝非一个编辑偶然的删改,也已不是一桩翻天覆地的事之预兆,而是一个悲剧之既成事实。
  后来的事就越来越分明了,有一个显著的得宠或冷落的分界线,落到哪一边,有对内对外双重标:隹:对外,则得宠或冷落就看是否站在西方一边;对内,则正相反,不站在本国一边才名利双收。所谓站在哪一边,就是从其视角看问题或写其“推荐”的东西。某家媒体若将此原则定为编辑路线,对内对外一视同仁,我倒也无异议,但若对内对外标准正相反,那我大脑还跟不上如此错乱。
  我并未不顾事实固执于立场,认识西方颇似面对一种工艺摆设:俄罗斯套娃。这种摆设若不一道道拧开,看上去是一个娃娃,拧开一道,才看到另一个娃娃,要想知道后面究竟有什么,就得不懈地拧下去,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个。这件摆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外面的娃娃油彩鲜亮,让人不易看到可以拧开的缺口。它有别于一般摆设的地方,也即在此:核心藏而不露,运作机制是立体式的,越到里面越隐秘。问题是当一个早已变成平面式社会的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遭遇这个娃娃,即被其独特的造型和色彩震住。他的平面式思维,让他抱着最外面的娃娃,观察和研究它身上的油彩成分、画笔技术和对称线条,以为照葫芦画瓢就能模仿一件,若模仿不出,必是自身缺陷。这是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普通人、甚或研究西方的学人之常态,也是中国人严重心理疾患的症结所在。常态并非不正常状态,两个文明交往,本来应该是这样彼此理解或仿效的。但若文明的一方刻意设计了“说的一套”(外面最大的娃娃),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套推荐(强加)给你,却把“做的一套”(里面一个套一个的小娃娃)精心藏起来,那么原来正常的文明交往状态,就显得不正常了,因为对方伪造了一个面目,并用伪造的外壳做碰撞器。整个近现代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跟这个伪造的外壳碰撞,撞得一无是处、遍体鳞伤。
  如果说中国历史分正史和野史,你不信正史,可以去信野史,西方历史则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历史,用中国人习惯的平面式挪移方法,百分百只能在看得见的那部分打转。我善意的目光最初自然而然地停在最外面的大娃娃身上,在拧开摆设之前,无知无觉地做着大娃娃的“浪漫传递”。“不知不觉为大娃娃做浪漫传递”始终是知识界的基本活计,一百多年没熄火,鹦鹉学舌的背后,是一架史无前例的文明推土机。
  烟花看尽,才能低头看见满地的脏乱,不是我疑心重,而是大娃娃得意忘形的时候纸就包不住恶,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敢做假,其篡改真实之随心所欲惊醒了梦里人。杜撰历史之百分之百蓄意,若不是亲眼目睹,单单道听途说是绝难相信的。天平翻倒,是一步步发现近代以来我们接受的(因为军事上被打败)由西方人编撰的世界史是个虚虚实实的版本!而中国人从那时起看自己的目光也构成这部精心策划之伪史的一部分。看见里面小娃娃的过程其实相当艰难,这件摆设是这样设计的,对大娃娃的欣赏无异于一剂阻止你看到小娃娃的免疫针,因为大娃娃是按信仰设计的,看似理念、实则偶像,此一移花接木的成功,让人看不到自己“信徒”的实质。况且有关大娃娃的书汗牛充栋(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译介的书未脱出此范围),研究小娃娃的却屈指可数,因为没有好下场。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拧开了大娃娃的我,没有得到探险者和发现者的荣誉,反而受到排斥和冷落,好像我不是得罪外人,而是惹了自己人。如果我的文章涉及国内时政,被针砭的一方对我有意见,我倒也能理解,然而我揭露的是视我为敌或缺乏友善的外国,缘何自己的同胞要像被剜了肉似的?我事后回头看这个失宠的过程,发现它自身的逻辑很清晰:凡是有关大娃娃的文字,即在得宠一边:凡是有关小娃娃的文字,即遭冷遇。一冰一火,界线分明。好像我已经不得不跟一个“外籍军团”打交道,因为只有“占领军”会恼怒我不说新主子的好话:好像存在一个分享国家统治权、被高爵厚禄委以思想把门人的群体,他们不但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世所罕见、史所未有地堂而皇之、充满使命感和荣誉感地接手了“占领军”的旌幡。在这场逼我站队的封杀战中,我失去的不光是一些合作者,而是山河的一部分,而这场冷酷背弃,并不掺杂个人恩怨。眼见我的每一篇文章须经上述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筛选,好像境外强权御批他们做了审查官,我揪耳掐腮地问自己是不是已活在一个“精神上被占领的国家”?或者至少“国”已不全.在“思想异军”占领的地盘,我们已有了亡命天涯的哀伤。
  一个并未固执立场、生怕眼睛被遮蔽的人,却因为说了实话,就被生生打上印戳,甚至遭无情背叛,让一直以为天可崩、地可陷但祖国永存的我,看到了国家在精神上走向名存实亡,感到了一个不得不向占领者脱帽敬礼的亡国者的哀愁。“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这句话,我第一次是从一个法国人嘴里听到的。在法国旅居日久,看到这个国家的“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地培养高卢人面对美、英集团的卑贱感,比如戴高乐反抗美英的历史过去不到半个世纪,本国“精英”已抱紧后者大腿,还时不时祭出背叛的道德理由:戴高乐的“专制”;又如成天围着英王室转,对自己的王朝历史却讳莫如深。这种不合常理的事看多了,我作为外国人甚为不解,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朋友,他就说了上面这句让我惊心动魄的话。
  我始终难忘朋友在发出“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时眼底的绝望和浮在上面的揶揄,那是一种矛盾的、似乎不应同时出现的表情,仿佛一个被按到水底的人,为了活下去及其微薄理由,不得不以自己的命运做笑柄。你看到这双失国者的眼睛,才惊恐地感到所有这些荣华富贵只是交换的诱饵。这真是一场完美的征服战,城堡易主,不见硝烟,但见歌舞,四处翻腾着新信仰的豪情壮志和无以数计的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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